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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国军起义飞行员宁愿迫降不愿跳伞之迷

热度157票  浏览15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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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变爱国心

陆军不像空军,一名士兵起义投诚,很难引起轰动效应,而一名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所产生的影响是“惊天动地”的。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空军先后有200余人驾驶145架飞机弃暗投明。此外,还有国民党空军地勤、伞兵、雷达兵、通讯兵等6000余人起义。这对当时的蒋家王朝来说,犹如爆炸了一颗颗空中“原子弹”。

20世纪40年代:刘善本率先驾机投奔延安后,又有110名国民党飞行员驾机投奔光明。后来,刘善本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成为共和国的一名蓝天将军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1946年6月29日,刘善本从昆明驾机起义到延安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和机组人员。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由此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序幕。

几十年后,刘善本在回顾当年驾机起义前的心情时说:“1946年的一个下午,灰色的低云沉重地笼罩着黄浦江,美国军舰和货船像一座座黑色的礁石突出江面,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士兵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登陆舰的大舱。那一头,码头工人在沉重的货箱下呼喊,箱子里装的是美国卡宾枪、罐头、香烟、橘子、口红……我伏在江边栏杆上,面对着这阴风凄惨的景象,心头像压着沉重的铅块。手里的报纸、杂志好像一团火,把我的心灼痛:在那上面洒满了一片片血泪――美国吉普车制造惊人血案;上海屋檐下一周冻死500多人;湖南旱灾饿死320多万人,灾民在2000万以上;物价飞涨……我的祖国刚从苦难里出来,又走向了新的苦难;我的同胞被日寇蹂躏的血迹未干,内战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这是谁的罪过?愤懑、焦躁、不安,各种感情在心头起伏,脑子里充满着对多年往事的回忆。”

刘善本1935年从北京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后,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对中华民族的蹂躏,立志投笔从戎,“航空救国”,考入了国民党航空学校。在校期间,他读了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一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被毛泽东的抗日理论所感染。后来通过聆听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他的心一步步向延安靠拢。

刘善本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最终坚定了他投奔延安的决心:“1946年6月初,我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麦克阿瑟的少将参谋长蛮横地说,不能拿日本的轻工业品和机器作为对中国的赔偿。他要发展日本的轻工业,拿日本的轻工业品到中国去换取原料。这依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老调,使我异常愤慨!这件事充分说明了蒋介石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质,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

1946年6月26日,内战爆发的当天,刘善本驾机投奔延安的机会终于来了。也正是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

这天早晨,刘善本所在的国民党远程轰炸机第八大队在将昆明美军移交的通信器材运往成都后,从成都返回昆明。刘善本利用这一机会,驾机起义。

随着一阵轰鸣声,刘善本驾驶着B-24型轰炸机从国民党成都机场腾空而起。对准昆明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后,刘善本让飞机平稳地飞行。尔后,他拍了一下身后搭乘飞机的老朋友、国民党成都通信学校实习工厂厂长陈泰楷,两人一起走出驾驶舱。来到后舱,刘善本突然一本正经地对陈泰楷说:“老陈,我们前面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

陈泰楷一听,脸色顿时惨白:“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算了!”

“不行。你看,我们现在在云上,下边是山是水也不晓得。如果掉到大山里饿死了怎么办?我保证到那里后,把你送回来。”陈泰楷听了,坐在夹板上两眼发直,一声不响。

此时,刘善本回头一看,在机尾夹板上躺着几个通信学校的毕业生,是搭机回昆明的。机组人员与他们都不熟悉,正好来个互相利用。于是,刘善本把后舱门关上,返回到驾驶舱。把门闩上后,他向通讯士唐玉文要手枪。唐玉文正在发报,顺手把枪递给了刘善本。

“糟了,糟了!”刘善本随即大叫起来。

领航员、机械师等都围了上来:“出了什么事?”

“后边全是共产党。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就和我们同归于尽。”

驾驶舱里顿时乱了起来。刘善本乘乱把坐椅下手枪里的子弹取了下来,放进口袋。机械师唐世耀的枪原放在刘善本坐椅旁的地图盒里,在他去后舱时,刘善本已摘下了他的子弹夹。此时,飞机上全部手枪都在刘善本的掌握中。

“我的朋友老陈也是共产党。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看怎么办?”刘善本假装征求大家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副驾驶张受益突然从坐椅上站起来:“我跟他们讲理去!”

刘善本一把拉住他:“无论如何不能去。你毛里毛躁,准坏事。你一个人惹了祸,大家跟着你遭殃。”这一说,大家慌了,都反对他去。

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只有领航员李彭秀紧皱眉头,琢磨歪点子。他突然拍着图囊说:“没带西北地图,可没办法飞延安!”

其实,刘善本的包里就有西北地图。他不便说出,于是将计就计说:“我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地图,不能飞延安。”

刘善本到了后舱,看见陈泰楷两手抱头,便上前对他说:“老陈,你知道我们要到延安去,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他拍拍腰间的手枪:“你可千万不要到前边去。否则,发生了性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刘善本指了指躺在机尾夹板上的那几位通信学校的毕业生。

稳住了后舱里的人,刘善本返回到驾驶舱宣布:“我的朋友说,他们话已说出口,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到延安。地图他们有,就在这里。”

看到西北地图后,领航员李彭秀无奈只好指明了飞延安的航向。

飞机在往延安方向飞时,国民党空军地面电台不时地询问飞机所在位置,通讯士唐玉文就告以“等待”的讯号迷惑他们。

飞机飞越4000多米高的秦岭时,李彭秀又出鬼主意:“他们后边没氧气,我们继续上升,把他们憋死!”

刘善本大声说道:“你是跟我们大家过不去吗?共产党遍天下都有,你整死了这几个,你还想活吗?你这不是把大家往死路上拖吗?”其他机组人员也都指责李彭秀,他不吭声了。

飞越秦岭30分钟后,延安出现在眼下,一条明显的跑道出现在面前。刘善本操纵飞机绕过宝塔山,对正了跑道,将机头一推,便着陆了。只用了一点刹车,飞机滑到跑道另一头,停住了。

两名解放军战士端着枪走了过来。刘善本拿起所有的手枪往下走。李彭秀拉了他一把说:“让后边的共产党先下去。”

“没关系,我先下去看看。”刘善本说。

刘善本跳下飞机,握住一名解放军战士的手说:“我们是为反对内战来的。”说着,就把手中的4支手枪交了出去。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有人在后舱窗口发问。

“延安到了!”刘善本拉长了声音,语调中充满了愉悦和兴奋。

6月29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们。延安召开了欢迎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刘上尉退出内战义举,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运动高潮的到来。今后将会有更多的蒋军官兵反对打内战,走起义道路。”

刘善本起义后,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何辉庭、李荣琛、江焕章愿意留在延安参加革命;李彭秀、陈泰楷等4人不愿意留者,由共产党发给路费,返回国民党统治区。

刘善本起义时没有告诉家人,当时在上海有他的母亲、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一个3岁的女儿,妻子周淑璜又有了身孕。刘善本起义后,就表示要在延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向全国发表退出内战的声明。毛泽东得知后,亲自找刘善本谈话,告诉他周恩来副主席正设法营救他的家人,让他一周后再发表广播讲话。此举使刘善本深受感动。后来,他的家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营救下全部脱险。

起义后,刘善本于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国大典那天,他驾机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抗美援朝期间,他作为志愿军航空师师长参加过对美军的首次夜袭轰炸。刘善本先后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第一航校校长、华东空军混成第四旅副旅长、航空兵某师师长、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等职。1964年2月,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空军少将军衔。

有了弃暗投明的领头雁刘善本,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纷纷效法,驾机投奔人民解放军: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上尉分队长杨培光驾驶P-51型战斗机从北平飞往四平起义投诚;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尉飞行员俞渤等5人驾驶P-51型飞机从南京飞往石家庄起义投诚;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空军中尉飞行员谭汉洲驾驶P-51型飞机从青岛飞往沈阳起义投诚;1949年1月3日,国民党上尉谢派芬等5名飞行员驾驶C-46型飞机从杭州飞往郑州起义投诚;1949年1月12日,国民党上尉教育副官高平驾驶L-5型飞机从杭州飞往宿县起义投诚;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员工2000余人、飞机80余架,在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的率领下在香港通电宣布起义……到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中尉军械员岳哲安驾驶PT-17型飞机从台中飞往福州起义投诚为止,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共有110名空军飞行人员驾驶53架飞机起义投诚(不含“两航”起义的80架飞机)。

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李纯是第一个驾机起义者,在他之后又有21名飞行员飞回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8期飞行生李纯拉开了驾机投诚的序幕。

1950年1月3日,李纯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一架AT-6型教练机飞往大陆,降落在福建省漳浦县赤湖乡的海滩上,起义成功。6天后,他的军校同学黄永华从台南机场驾驶一架A-6型教练机飞抵潮安上空。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起义信号,他先放下起落架,低空盘旋一圈,然后再收起轮子。尔后,在潮安安全降落。这一时期,国民党空军人员的起义,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和经历:

一、驾机起义迫降最危险的是国民党空军上尉作战参谋黄铁骏和军士长刘铭三。

1954年2月19日,黄铁骏和刘铭三驾驶一架B-25型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前往祖国大陆。在途中,他们四次遇险:第一次是同机的副驾驶方本成不愿意回大陆。黄铁骏没有向他抠动手枪扳机,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跳伞了;第二次是遇到两架国民党战斗巡逻机。他俩穿云破雾,变换航向,终于甩掉了巡逻机;第三次是发动机起火。快到大陆上空时,左侧发动机突然起火,黄铁骏用灭火器将火扑灭,转危为安;第四次是迫降浙江。黄铁骏和刘铭三由于担心国民党战斗机追上来,没有在福州机场降落,决定飞往杭州机场。轰炸机少了一台发动机,就像少了一只翅膀,飞起来十分吃力,左摇右摆,爬高不行,转弯不灵。他俩好不容易飞到浙江沿海,却被前面的大山所挡,飞机爬不上去。为了保住飞机,他们选择了迫降,而没有跳伞。

在飞机上,他俩选择了一块绿色的平地,一鼓作气飞了下去。飞机肚皮在地面上磨擦30米后,终于停了下来。他俩跳出飞机,看到眼前是黄豆地,飞机前五六米处就是一个大沟。再看飞机,螺旋桨触地弯曲了,机身肚皮局部擦坏,但其他部位都还完好。两人总算松了口气:飞机保住了,人也没有受伤。前来迎接他们的解放军官兵看到他们冒险迫降的场面,也十分震惊。1988年刘铭三撰写回忆录时,对当年迫降的惊险场面仍记忆犹新。

二、驾机起义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国民党金马前线少校作战指挥官郝隆年。

1955年1月12日,郝隆年驾驶一架C-46型战机从台中机场起义。当时机上还有少校作战参谋王钟达、机工长唐镜。为了避免雷达的跟踪,防止国民党战斗机的追击,郝隆年将飞机冒险下降到离海面仅20多米,进行超低空飞行。然而,他们还是遇到了国民党军舰高射炮的猛烈攻击,飞机被击伤。

摇摇晃晃的战斗机在海面上艰难地飞行。郝隆年沉着应对,驾驶着受伤的飞机义无反顾地飞向大陆福州机场。没想到,在福州机场上空,又误被人民解放军地面枪弹击中。九死一生的郝隆年全然不顾枪林弹雨,将飞机对准跑道,果断地降落在福州机场。搞明真相后,他们受到了机场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三、国民党“克难英雄”何伟钦驾机起义,使国民党当局大惊失色。

1955年5月18日,何伟钦驾驶一架F-47型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县的一块田野上迫降,起义成功。

新华社当天播发消息说:“何伟钦驾驶F-47型战斗机一架,在5月18日下午4时15分起义飞返祖国大陆。当他驾机在广东某地着陆后,受到驻在当地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国民党当局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党国精英”怎么也会投向共产党一边呢?

何伟钦的确是“党国精英”。他曾是国民党军第五届“克难英雄”、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台北空军总司令部第二情报署的中尉情报参谋、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七中队的保防军官,算得上是上司信得过的“红人”。然而,国民党当局并不了解何伟钦的内心情感。30年后,何伟钦老人回忆说:“1942年,我年方17岁。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辗转到达江西赣州,考入了国民党空军军士学校。后被分派到中国远征军空军第一大队三中队,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曾多次出击、轰炸侵缅日军。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再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7期,学习飞行,屡遭官长、教官的讽刺挖苦和凌辱折磨,深感不满。1948年秋,我秘密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开始懂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才能建立新中国。”

1976年8月11日,何伟钦在国家体委安阳滑翔学校工作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勇赴火海,全身烧伤面积达90%。后经国家组织全力抢救,何伟钦转危为安,并重返蓝天,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1956年1月7日,台北飞行社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和事务员翟笑梧,驾驶蒋纬国的旅行游览专机A-170A型飞机起义成功,引起台湾当局极大恐慌,蒋介石更是大为震惊。

20世纪50年代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人员种类繁多,飞行员还有少校戴自瑾、孙志强,飞行生有刘希尚、陶开府、胡弘一、刘若龙、宋宝荣;领航员有少校叶刚;专机机工长有史殿文;通讯人员有无线电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飞行教官有少校黄纲存。从1950年1月3日至1956年8月15日,共有22名国民党空军官兵驾机和乘机起义,成功地飞回大陆。他们飞回祖国大陆的飞机共13架;机型有AT-6型、B-25型、C-46型、PT-17型、F-47型、A-170A型等7种型号的战斗机、轰炸机。

20世纪60年代:1963年6月1日,国民党上尉飞行员徐廷泽开创了国民党飞行员投诚的先河,此后又有黄天明、朱京蓉驾机起义

1963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昨日的消息称:“原蒋军空军第二联队十一大队四十二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美制F-86F喷气战斗机起义,飞返祖国大陆,于今日上午在华东某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弃暗投明归来,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台湾中央社报道:“空军总部宣布:我机一架1日上午在台湾上空做例行性训练飞行时,因气候恶劣失去联络。”

香港《响尾蛇》刊登文章指出:“一个台湾空军上尉,突然驾驶了一架佩刀式喷气战斗机逃往大陆了。这件事震动了海内外,认为在这个时候还有人驾机投向共产党,确是一件非常奇异的事。这事件发生后,台湾空军中人事势将又来一次大的更调和防谍工作了。”

大陆报道徐廷泽驾机起义,弃暗投明;香港报道徐廷泽投向共产党;台湾则避实就虚,称徐廷泽因气候恶劣失去联系。事实真相如何?徐廷泽的心声最具权威:“我感到台湾在美国的控制下,军人过着屈辱的生活。国民党当局对外丧权辱国,对内祸国殃民。美国控制着台湾的军事机构和军事活动。美国顾问汤姆强奸了空军总部一个上尉联络官的妻子,也无人过问。……耳闻目睹无情的现实,我觉得自己追随国民党当局是受骗了,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在那里当兵,就好像是官僚、资本家的看门狗,受罪卖命的是广大下层官兵,发财享受的却是少数高官显贵。由于思想上的苦闷,我对大陆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我想方设法收听大陆广播。从广播里,我得到了许多难得的消息,祖国大陆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日益美好的佳音,通过电波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向往祖国大陆……”

回到祖国后,周恩来、叶剑英亲切接见了徐廷泽。1963年6月4日,国防部在福州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代表国防部宣布命令:授予徐廷泽少校军衔,发给奖励2500两黄金的证明书。

后来,徐廷泽先后任空军某航校飞行团副团长、航校司令部副参谋长、副校长,并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9月26日,徐廷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上尉飞行教官黄天明和飞行生朱京蓉追随徐廷泽驾机起义。

26日下午4时30分,台湾冈山机场指挥台下达了起飞指令,黄天明操纵着T-33型024号教练机直刺蓝天。在机场上空转了两圈,黄天明发现没有尾随的飞机,便立即关闭电台,改变航向,向祖国大陆飞去。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雷达监控和飞机追击,黄天明驾机超低空在海面上飞行。他开始没有把起义的想法告诉朱京蓉。当他下降高度向西飞行时,朱京蓉才意识到这是要飞向大陆。开始朱京蓉有点紧张,但很快平静下来,走过去帮助黄天明操纵飞机。

飞机接近大陆时,为避免人民解放军地面炮火的误击,他们又把飞机升高到1800米,原打算在汕头机场着陆,后因气象复杂找不到机场,只好继续向内地飞行。1个多小时后,飞机快没油了。黄天明看到地面有河流和沙滩,当机立断,进行迫降。在下降高度时,他按照人民解放军规定的起义联络信号,放下起落架、襟翼,左右摇晃机翼数次,在迫降场上空转了几圈。

当看清迫降场情况后,黄天明收起起落架、襟翼,推杆下滑,关闭油门,飞向沙滩。飞机在沙滩上滑行一段后,停了下来,人机都很平安。周围群众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

在广州、北京,黄天明和朱京蓉都受到了军民们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他俩。

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4名国民党空军人员回到大陆,只不过他们没有驾驶飞机。1964年12月4日,台湾亚洲航空公司机械员陈子威从泰国回到祖国;1965年8月20日,国民党空军第二联队上尉维护官汤盘吉从墨西哥回到祖国;1966年12月7日,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少校通讯官曾朝品从加拿大回到祖国;1967年10月5日,国民党空军中尉通讯官刘中白从墨西哥回到祖国,彻底脱离了国民党军队。

20世纪80年代:国民党少校黄植诚成为第一个飞越台湾海峡的起义勇士,而少校李大维则是最后一名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者

20世纪70年代的台海上空似乎平静了,没有发生驾机起义的事。但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编译赵明哲却利用赴瑞典参加国际飞行会议的机会,回到祖国大陆。这一天是1973年4月18日。

20世纪80年代,台湾上空又重新掀起驾机起义的浪潮,先后发生了两起轰动中外的国民党空军少校驾机起义事件。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一架F-5F双座喷气式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前往大陆。当时在飞机上还有同机的许秋麟。在许秋麟明确表示不愿回大陆时,飞机已经飞临福州机场。黄植诚又飞回台湾东引岛上空,让许秋麟跳伞。目睹他安全降落后,才返回福州机场安全降落,起义成功。

黄植诚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他的父亲生前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二哥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姐夫是国民党中校。黄植诚是国民党空校优秀生,飞过5种型号的飞机,飞行时间2100多小时,26岁就被提升为少校,是国民党空军的佼佼者。

对于黄植诚的起义,大陆本可以向台湾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战,但却首次作了低调报道。

黄植诚起义的第一篇消息不是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播发的,而是由中国新闻社作了客观报道:“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

与大陆相反,海外和国外作了大肆宣传:

香港《星岛晚报》报道说:“这次中共方面宣传黄植诚的回归,与过去台方人员投向大陆中共所作的宣传有甚大不同。过去有任何台方人员返回大陆,即中共所称‘起义来归’,北京借此大肆攻击台北,声言‘解放台湾,为期不远’,但此次中共却并未借此攻击台北。中共这次强调的,只是‘统一’的一点,而非‘国民党反动残暴’的一点,口气也相当缓和。中共此一低调子宣传,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对台统战政策……”

美联社报道称:“黄植诚起义是中国领导人对台政策的胜利。”报道还说:蒋经国已经70多岁了,而且患有糖尿病。他虽然反共,也反苏,但他希望北京当局反对“台独”,并主张“一个中国”。他在台湾的继承者可能比较同情“台独”,因为许多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大陆没有什么感情上的依恋,并且对大陆中国人不满。

从对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政策已经开始变化,并显然是给主张“一个中国”的蒋经国先生一点面子。

黄植诚驾机起义后,受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接见。邓小平赞扬说:“你的爱国行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邓颖超勉励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后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任命黄植诚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的命令。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BA型飞机从台湾花莲机场起飞,降落在福建宁德县三都岛沙滩,实现了回到祖国大陆的愿望。这是国民党空军最后一名驾机起义者。

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的两个〈通告〉》的消息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发言人今天在此间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这位发言人说,在1962年台湾海峡两岸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状态下,我福建前线司令部、政治部颁布了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即:对驾驶飞机起义的台湾空军人员和驾艇起义的台湾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及联络办法。最近几年,我方主动停止对金、马诸岛的炮击,停止向台湾海漂、空飘宣传品,促进了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缓和。现在,我们正式宣布停止执行上述两个《通告》,以期两岸关系出现更为祥和的气氛。”

这条消息的发表,结束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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