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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代价:日本人谈二战时只是指对抗美国

热度172票  浏览32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10月10日 21:55

本文摘自:《罪恶的代价》,作者:伊恩·布鲁玛,中文译本出版:博雅书屋

    二战结束后,德国诚心悔罪,日本死不认错,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两个国家对大战的看法为何存在鸿沟?彼此的集体记忆为何截然不同?是文化差异或政治不同吗?又或是根植于潘乃德指出的:日本是儒教“耻文化”,德国则是基督教“罪文化”?作者走访二战的代表性城市:奥斯威兹、广岛和南京,并从军事审判、教科书、纪念碑等各方面广泛触及而深入探讨,引导读者从各种立场和角度,来理解这两个民族在战后面对自己历史罪行的态度。

    日本人谈战争通常只指对抗美国

    在一个遭受灾难的政权之后,连续性始终是个问题。一个绝对干净的切割口是不可能的。关键时刻是一个假象。因政治宣传、宗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所造成的文化的习惯与偏见,一向都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尤其当改变的原动力是外国占领者之时,而且他们通常也许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改变政治制度是容易的,但愿习惯和成见也能够随之改变。不管怎样,这一点在德国比在日本容易进行些。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犯罪的政权之下,一群政治流氓开始一项运动。所以,移除这个政权,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在日本,从来就不曾干净地切割法西斯主义与前法西斯主义。

    其实,日本从来就不是个真正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既没有法西斯党或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党,也没有元首。而最接近法西斯的就是日本天皇,不管他还可能是什么,但他绝不是个法西斯独裁者。许多战前(在中国的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治理日本的人,在战争期间也做着同样的事,当战争结束后,仍然留在政府里面。这些是谨慎又专制的官僚和保守的政客,其中没有一人拥有丁点像戈林和戈培尔的那种恶棍式的神气活现。也许有人说,实际上是武装力量统治着日本,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在于是哪个武装力量,或者在武装力量的背后是谁在操控。命令的连锁关系,一点也不清楚,所以,当战后的德国失去了它的纳粹领袖,在日本却只失去了它的海军将官和陆军将领。

    在日本也没有文化切割口。没有被放逐的作家及艺术家,他们能够回去纠缠那些他们坚持的善恶观念。没有所谓日本的托玛斯·曼与埃尔佛烈德·德布尔。在日本,每个人都选择留在原处。一九三0年代,许多前左派人士以一种正常的方式,亦即众所皆知的“转向”,公开取消他们的政治观点,可是,战争一旦结束,又立刻回复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作家,例如永井荷风,他们私底下对战争状态下的日本感到惊恐,而且在日记中嘲笑军国主义的粗野行为。不过,“内心移民”与日本作家非常接近,任何类型的抗议都会来登记。

    在日本废墟里的许多生活照片中,有一张特别令人感到震惊。是由摄影家木村伊兵卫拍摄于一九四五年。在前景中有三个人,两女一男,面对着靖国神社的大门──鸟居──的方向鞠躬。在大门与正在鞠躬的三人之间,有个木牌子上面写道:所有同盟国的人员与车辆,禁止进入。占领军试着镇压这个神社所举行的活动,因为为了天皇而死的男女(多数是男性)鬼魂在这里受到祭拜。在数百万从来没有被要求赴死的士兵的鬼魂之中,被安置在这里的是,在南京、马尼拉屠杀平民,对战俘施以酷刑,还谋杀奴工的男性鬼魂。靖国神社是军事化的天皇崇拜之下最神圣的神社。

    在主要的神龛之前,有两座巨大的青铜灯,上面刻着日本战争的英雄之图像与著名战役的场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美军占领下最典型的事情:神社管理人员受命毁坏这两座灯笼,甚至日本人主要的崇敬对象──天皇本人──也被安置在某处妥善保护,以避免遭到历史的仔细审查。神官们忠实地以水泥覆盖浮雕,不过,一九五七年时,这层水泥毫无困难地被清除了。一九四八年,天皇本人又重新开始他的年度靖国神社参访活动,同年,岸信介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照片中的三个人,这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一九四五年寒冷的冬天,祭拜这个特有的象征──它曾经带给他们以及数百万其它的人极大的悲痛。

    然而在日本,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完全保持不变。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改变都基于美国的命令。当然,这是胜利者的特权,而且许多改变是有利的。但是,日本有条不紊地屈从,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未真正成长过。日本对美国有一种“迷恋”,而这种纠缠越陷越深,我相信,比起总是陷得够深的德国反美主义还严重些。德国被几个强权占领,其中包括两个欧洲强权,而日本实际上只被美国人占领。西德是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东德则属于苏联帝国。日本唯一正式的结盟是和美国,但透过的却是一个许多日本人反对的安保条约。借着声明放弃国家的主权,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因此,当敏锐地感受到美国的政治优势的时候,和美国人之间就还会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事情。

目前,当日本人谈到战争时,他们通常只意味着对抗美国的战争。很多日本人对于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有着深深的保留,但是对于一九四一年日本攻击美国,却觉得有种爱国的骄傲。对于南京大屠杀感到罪恶,绝不意味着对于珍珠港也抱着类似的罪恶感。反之,德国人一再被提醒必须记住纳粹和大屠杀,而日本年轻人想到的是广岛与长崎──可能还有南京,但仅仅在自由主义的学校教师和新闻记者提醒之下。发生在东南亚的战争几乎全部不记得了。无论如何,较年长的日本人确实记得在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外国军队占领。但是,对日本人而言,那是一支非常不寻常的军队。日本在亚洲的军队,除了带来死亡、强奸、破坏之外,几乎没带来什么,然而这支军队却带来格伦·米勒的音乐、口香糖、民主的课业。这些赐福留下了感谢、对抗、羞耻。

    你会明白那种像在小说中的感受。野坂昭如的小说《美国羊栖菜》,据我看来,是日本废墟文学的短暂历史中的重要著作。当战争结束时,野坂是个十三岁以上的少年。小说中的主角是个做广告的人,名叫敏夫。敏夫在一九四五年的记忆,是那些闪耀在阳光下的口香糖包装纸、大屁股上紧贴着轧别丁长裤的美国大兵、竖立着像钓鱼竿似的天线的吉普车、免费的食物及DDT喷射器、提供女性给外国兵士而获得小费、在任何机会下说“San-Q”(谢谢)、降落伞丢下装满了茶叶──日本人误以为是羊栖菜,因采用外国的食用习惯而吃得吓了一大跳──的板条箱。对于一个敏夫世代的日本人而言,整个美国人的胜利不只是军事的灾难,那是一种种族的蒙羞。

    “Gibumeshigaretto,chocoreto,san-Q。我知道,没有人能够与一个美国人继续做免费又简单的会话,除非他有过这种向美军乞讨的经验。看看那些像猴脸的家伙,还有高鼻深目的美国人。突然间,你听到人们说,日本人脸很有趣,皮肤很漂亮──他们有可能是说正经的吗?通常在啤酒馆,我看到在桌旁不远的一个水手,或者某些外国人,如果你只看着他的衣服,看起来有点邋遢,但是他的脸充满文明,而且我注意到我自己正盯着他立体的相貌一直看。比起在他四周的所有日本人,他是颗闪亮的星星。看着那肌肉发达的臂膀、巨大的胸部,当你坐在他旁边,你不觉得羞辱?”

    敏夫的太太就像许多现代的日本女性,对外国人比较不会神经过敏。她于假期中在夏威夷认识了一对美国夫妇,并邀请他们到东京来玩。这个丈夫是个高大、虚张声势的人,名叫希金斯,以前竟然曾经还待过日本:在占领期间。他甚至讲一点日语。敏夫想,应该找个女人给希金斯。

    “是什么让我为这个老人做出这样的服务?当我在他一旁,是什么让我觉得必须竭尽所能让他快乐?他来自那个杀了我父亲的国家,但是,我完全不怨恨他。远非如此,我还觉得因怀旧而接近他。当我买酒和女人给他时,我在做些什么呢?试着消除一个十四岁孩子一眼看到那些巨大的占领军士兵时的恐惧?为了回报他,当我们饥饿难耐时,他们送来食物?”敏夫打听到一个特别的娱乐是场性表演,据说由一位拥有日本最大阳具的人演出。他必须领着希金斯去看这场表演。他确定这将会让希金斯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们聚集在巢鸦的饭店,这里非常靠近日本主要战犯被吊死的地方。日本第一巨物的岁数和敏夫差不多。他的名字叫小世。他的伙伴约二十五岁,想必是有吸引力的。然而,事情进行得不顺利。第一巨物的演出发生麻烦,不管他和女子怎么努力就是没办法。

    “在他知道之前,敏夫非常紧张,仿佛他自己遭遇突然的不举。‘你在干什么?你是第一巨物,不是吗?快点,表演给这个美国人看。你的庞然大物是日本的骄傲。一举击倒他!吓个他屁滚尿流!’这是个啄木鸟式的国家主义:他的东西必须站起来,不然就意味使种族丢脸。”

    可是一切枉然。敏夫非常了解这个状况:“这个人称小世的人,八成约三十五岁,如果是这样,希金斯可能是造成他突然不举的原因。假使小世有着与我在占领期间相同的经验──而且他一定有,不管介于东京和大阪─神户之间有何差异──假如他有‘Gibumechewingamu’的记忆,假如他能回忆起曾经受到士兵巨大的身躯的惊吓,那么,难怪他会萎缩成那个样子。”

    电影导演大岛渚、野坂、日本第一巨物三人年纪差不多。他记得,战后的日本人是何等地渴望娱乐,而且它来自日本以外任何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有钱,吃丰富的食物,住大房子,而不是在废墟中。他们想看看美国,即使只是在破旧肮脏的银幕上闪烁的影像也无妨。但是,这些电影教导了日本人民主吗?大岛不认为。相反地,他相信日本人学习了“进步”与“发展”的价值。日本希望和美国人一样有钱──不,甚至更有钱。“而且如果我们思考在日本战后的进步与发展的惊人速度,也许我们应该说,我们所旅行的那条路线,正是我们几十年前在西方电影中所看到的联合太平洋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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