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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毛泽东初进中南海的点点滴滴

热度55票  浏览4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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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后,住在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内,这组简单朴素的房子成了毛泽东的起居室和办公室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住所。毛泽东工作非常紧张,工作人员为照顾好其饮食起居及保健煞费苦心。

紫云轩与菊香书屋

中南海的红墙内,在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即是丰泽园。这是一所古式的大建筑群。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被小的院落分割成一些较小的建筑群,作为中央部分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有名称,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的东侧,有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出入的门厅上的匾额为“菊香书屋”。走进这个院落向北,有北房五间,在北方称为正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大门的匾额是紫云轩。在北京,毛泽东工作和生活中的多一半时间都是在紫云轩度过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说它有家的感觉。因此,大家也常常称他为紫云轩主人。

在菊香书屋的大门口,从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进去,穿过它又是一所院落。这院落是标准的老北京式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式,由东、西、南、北房合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没有一株菊花,也没菊花的馨香。只有数棵苍劲、挺拔的古柏,分布在院子里小路的边侧,显得十分凝重。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小径,约二十余步,就到了北房门前的台阶了。因为北房有较高的台阶,显得比东、西、南房高些。在台阶两侧的窗下,各栽种着一棵约有胳臂粗的“伞槐”,也称龙爪槐。其树干直但不高,树枝分枝很多,而且都弯曲向下垂落,加上茂密的叶子,极像一把绿色的阳伞。踏上数个台阶,抬头向上看去,在双开门的门框上方,也横挂着一块木匾,上面雕刻、彩涂着三个大字:紫云轩。

紫云轩三个字饱含着典雅含蓄的书香之气,唐朝著名诗人李贺曾经诵咏端砚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李白曾有诗句云:“东海泛碧水,西关乘紫云。”

从紫云轩大门进去,也是一个过厅。这过厅东西两面的墙上相对着各开一门,东侧的门里就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在菊香书屋的过厅中,南、北墙上有痕迹表明,它原来是与南、北的西厢房相通的,因为在南、北两侧的墙上尚留有被堵上的、相对称的门的轮廓。被堵上的北侧的两间书屋正是毛泽东书室的一部分。如果将被堵起来的北侧门打开,在书室里再放上几盘菊花,那么菊香书屋之称,就名副其实了。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西侧的两间有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们挖的,毛泽东从未使用过。这里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盥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两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被称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大小、一样格式相对称的。

在东厢房的五间中,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靠南侧的两间不与过厅相通,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开在东厢房东面的夹道内。这里是贮藏室,若去这贮藏室,需要走出菊香书屋这所院子。

西厢房也是五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便门出入。夹道的西侧北头也有一个便门与另一群建筑相通,去贮藏室时就从这个便门出入。从西便门走出去,经过弯弯曲曲的夹道就是南海北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很少从此门出入,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

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以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屋内来,找毛泽东,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里又好像是“客栈”。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

出了菊香书屋直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住在那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礼品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据一些书籍记载这里可能是澄怀堂。靠东头的房子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也曾在这里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过面条汤,度过他的生日。

与菊香书屋的西厢房北头相接的一处东房,是叶子龙的住房,在这东房前也是一个院子,南面是礼品室的北墙山,西房和两层楼的北房则是机要室。

由于菊香书屋院内的柏树阴影,加上古式建筑瓦房的飞椽,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差,射进去的阳光很少。一到秋末、冬、春季节,即使是在白天,也须要借用灯光照明。

毛泽东要外出开会或接待外宾,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的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才能上车,这给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因此,负责行政管理部门的人老想将这套古老的房屋加以改建,或进行大的修建,但都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再三表示不要修建,也不同意搬家。

起居室和办公室

进到毛泽东的起居室,最使人注目的就是那张睡床了。床横摆在寝室的中间部位,引人注意的不是床的位置和大小,而是那床上的半床书籍。此床头向北紧靠着北墙,在两窗之间,与北墙成丁字形向南伸开。

在床头系着一个电铃的按钮,它通过电线一直伸延到卫士的值班室。毛泽东常在醒后按动它,告诉值班的卫士新的工作日开始了。此时,毛泽东如有什么吩咐,就给卫士下达指示,吩咐要办的事情,如果是找身边工作人员交代任务时,就比较随便了。王鹤滨也是常在毛泽东醒后未起床以前去察看他的健康情况,检查心肺或测量血压,这样都比较方便。在紧靠床头的西侧放着一个小床头桌。桌上有一盏电灯,台灯戴着一顶大灯罩,以避免灯光直接刺激眼睛。在台灯的东侧,放着一个茶色的玻璃质的烟灰缸,烟灰缸旁放着盒火柴和打开封口的一盒香烟。

靠近寝室的西墙,有一个旧的、普通木质的立柜,里面挂着几件平时替换的衣服。在柜的一侧,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当日穿的外衣或大衣,裤子则放在靠近床边的椅子上。此外,室内还散放着两三把椅子备用,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任务时,常坐在这些椅子上。墙上挂着半尺多长的木框温度表,体积比较大,容易看清温度表的刻度。除了那只温度计外,那些旧的铜质床架、木质立柜、木质普通椅子等,都是随着北京和平解放带过来的。以上就是毛泽东起居室的陈设了。

寝室北山墙的东头开了一道门,进去便是盥漱室,是毛泽东住入紫云轩后扩建的。在马桶旁边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凳子,上面放着烟灰缸、火柴、香烟、手纸,有时也放着书或文件,以便坐在马桶上兼顾阅读和办公了。在马桶的北侧是浴盆。在盥漱室的南墙靠近西墙,装有洗手、洗脸用的搪瓷盆,其上有一面长方形的木边镜子,镜框的下端有一横板,托着肥皂、牙膏和牙刷等。毛巾则搭在西墙和南墙夹角之角拉起的一条铅丝上,两头用铁钉子固定着。

紫云轩过厅里放着一张圆形的八仙桌,周围有几把椅子,这里是毛泽东睡前、醒后用餐的饭厅,工作人员陪毛泽东吃饭也多是在这里。

毛泽东的办公室占据了东厢房的两间,连过厅共三间。走进过厅,这里也摆着一张八仙桌子,它是供毛泽东工作之中用餐的地方,也是他招待内宾吃饭的地方。

从这过厅惟一的北门走进去,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

办公室呈南北长的长方形。在进入办公室门口的西侧窗下,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与西窗成丁字形。写字台面上有绿色的衬绒,这是合乎视觉卫生的。在上面压着一张与写字台面一样大小的厚玻璃,从医学角度看,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对健康来说则是有害无益的。写字台上的西头放着待办的文件,桌子中间部分的前边,放着文房四宝的笔、墨、砚及铜墨盒,办公用纸放在了与文件相近的地方。办公桌的中间还放着一个旧的、那种小学生用的脱了漆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十来只中等硬度的铅笔。每日,值班卫士把铅笔削好,放在铅笔盒子里,毛泽东不让浪费,只要铅笔能拿得住,就不能扔掉,所以铅笔盒里老是有些铅笔头儿。此外,铅笔盒旁还放着一块橡皮。

办公桌与南墙之间,放着一把旧转椅,这是毛泽东坐着办公用的。这样,在他办公时的面前显得是比较宽阔的,背对南墙,采用从左侧西窗射进来的自然光线,正方便右手执笔办公。办公室的东墙上没有窗子,南北向,放着一个长沙发。长沙发前放着一个玻璃面的茶几,茶几两头一南一北各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与长沙发合抱着茶几。有时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开会时,就坐在这里。

在办公室北山墙的西头,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毛泽东外出办公要穿的大衣。此外,靠近北山墙还有个板式的大衣架,呈东西向摆着,是供来毛泽东办公室开会的首长挂衣服用的。北山墙东侧有个门,那里是卫生间,里面的设施和用具与起居室的盥漱室相同。

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相通,不管是刮风、下雨或下雪,毛泽东去办公室时,都得穿过这露天的院落。厨房与寝室、办公室之间也没有走廊相通,不管什么天气,都是值班卫士靠那个木质的方提盒,将饭菜提来送给毛泽东吃。

身边的工作人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保卫、保健、生活方面的总管,总的负责人。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大类或三个层次:即基层、中层和高层。随着毛泽东工作、行动的性质和活动的地理范围的大小,所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多少也不同。如果毛泽东在工作的间隙,不出菊香书屋院子,在院内散步或看书,有值班卫士在身旁就行了。如果毛泽东走出丰泽园在中南海范围内散步,这就需要有叶子龙、汪东兴随行。如有大型会议,或外国使节呈递国书时,杨尚昆常常出场。到工厂视察或到部队各兵种视察,首先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定会参加。到外地视察工作,随行除杨尚昆、罗瑞卿外,还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等。他们此时既是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也是各负一方责任的重要领导。

汪东兴在新中国建立初的一两年是中央警卫处处长,属军委总参领导。以后改为中央警卫局,汪东兴为局长,受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双重领导。以后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任警卫局长。叶子龙一直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主任,两位都是红军战士。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从延安时代起就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陕北前线的“亚洲部”,叶子龙曾是参谋长,汪东兴是副参谋长。

接触毛泽东最多的是他身边的卫士和保健医生。他们有王鹤滨、李银桥、孙勇、王振海、张宝金、李家骥、孙鹤桐、马武义、张仙鹏、李连成等人,王鹤滨曾担任过他们的组长。从保健工作来说,最初有男护士朱保贵,以后又有老护士高云倩(主要服务对象是江青)。此外,毛泽东的两位小女儿也对工作人员常有帮助,他们常常去请李敏、李讷到办公室把毛泽东拖出来散步,增加他的体力活动,请她姐妹俩监督毛泽东少吸烟,拉毛泽东去跳舞、看电影等,调节他紧张的脑力活动。

保健医生王鹤滨每天要检察一下毛泽东的健康情况有无变化,记录下睡眠的好坏、血压的高低、心肺有无出现异常,限定他的吸烟量,限定安眠药的服量。服安眠药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所担负任务的繁重程度,超负荷的工作量与生理机能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要靠安眠药来调节。因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体力劳动主要是由肌体的运动系统(包括肌肉、骨骼、韧带等)来完成的,受人的意志(主动的或被迫的)来支配,停止了劳动,体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脑力劳动就不同了,要想立即休息下来,转入到睡眠状态是极不容易的。睡眠并不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肌体需要时发出睡眠的要求而决定的,要想改变这种生理的自然规律,就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依靠药物的帮助。

毛泽东是根据工作量来安排时间的,这样在工作要求与生理机能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当遇到重要的外事活动、国事活动或大型的会议时,要他马上终止正在进行的脑力劳动,必须被迫进入睡眠状态,以便醒后参加重要的活动,这就非求助于安眠药不可了。其次,想办法增加毛泽东的体力活动量,如散步、打乒乓球、跳舞等体力活动,也可在这些活动中缓解脑力劳动的兴奋程度。同时也采取被动性的肌肉锻炼,于是聘请高级护理师王力训练卫士学习按摩技术,在毛泽东欲睡前由值班卫士给他按摩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的力量,同时将肌体内的血液,诱导到肢体,供应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又利于进入睡眠状态,以减少安眠药的服量。

由于毛泽东体力活动少,加上工作紧张,饮食调节不够,喜爱吃辣椒等,致使他常有便秘倾向。

毛泽东很少吃水果。一方面认为吃水果费时间,要削皮或剥皮,更主要的是牙齿损耗的结果使神经末梢暴露,对冷、热、酸的敏感度增加,尤其是对水果的酸性显得更敏感。因为吃水果时的咬合动作,上下牙齿相击会出现牙齿的酸痛。卫士李家骥想出来一个办法,把梨子或苹果削皮、去核,然后稍加点糖,放在碗里蒸熟后给毛泽东吃,他很满意:“这样,我就能吃水果啦!不费时间,牙齿也不酸痛。”

这个办法虽然把水果中的维生素丙破坏了许多,但对肌体仍补充了不少有益成分,对缓解便秘也有一定的好处。

保健上的业务工作是直接受傅连领导的,行政建制属于中央警卫局。

从医生的观点看,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吸烟既是肺癌的元凶,也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痉挛、硬化的重要因素,劝毛泽东戒烟是一项重要任务。

只要毛泽东一开口说话,就会使人看到那被香烟熏黑了的牙齿。从那被熏黑的程度推测,吸烟一定是老资格的了。王鹤滨曾向毛泽东宣传过吸烟的害处,劝他戒烟,同志们也想了点儿办法,如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或糖块。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也同意戒烟,也同意试试这些措施,但效果不大,能坚持做下来的,只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半。

毛泽东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烟拿在手,在思考问题时,好像缺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起不到这种作用。也是最后的办法,由值班卫士将烟截成两段,使毛泽东每天吸烟的支数下降了些。

请毛泽东看电影,开始算是有效的,可能是他的工作太紧张,再请就不顶用了。越是工作紧张,工作人员越是特别想增加他多休息的时候,他则越不能休息下来。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均不允许他休息下来,这是多大的矛盾呀!

一次,保健医生王鹤滨去请毛泽东缓解一下紧张的工作状态。走到办公室看到他工作的注意力稍见缓散的时候,趁他点燃香烟的空隙,插嘴说:“主席!去看看电影吧!”

“你们喜欢看,你们就去看去,干吗非拉我去呀!”毛泽东厌烦地回敬了一句。

为了使毛泽东多看电影,达到休息的目的,保健人员煞费苦心。有一次,王鹤滨在报刊、杂志上知道了美国的滑稽明星劳来、哈代一瘦一胖搭档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正好有他们合作演出的片子,就请毛泽东来看。这个片子王鹤滨事先也没有看到过,看过之后,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的片子,结尾是两个骷髅在那里走路,使人看了紧张……”

几乎每逢周末就在中南海春藕斋中举行交谊舞会。从保健的角度来说,交谊舞不失为体力活动的好形式。节奏缓慢,动作自主性很强,中间还可停下来休息,也可和舞伴说说笑笑。了解一下职工的生活,这对首长们的紧张的思维活动有缓解作用。毛泽东是经常参加舞会的,但多半不是参加到底,半途中断,又回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何虎生 编著;摘自《毛泽东初进中南海》,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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