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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长征途中悄然失踪:受命后的绝密行动

热度52票  浏览3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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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成员之一。长征前夕,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5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后,随红5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途中,陈云还先后担任军委纵队政委、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委等职。但是在1935年6月上旬,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之后不久,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一些细心的人发现,陈云突然“消失”了。长征队伍中再也见不到陈云的身影,即便是与陈云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陈云到哪里去了。于是,部队里就出现了种种传说,有的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陈云在长征途中为何悄然“失踪”了呢?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受命后的绝密行动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的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惟一的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因此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联系。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曾派一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但是行动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有缜密的策划能力和应变能力,并且熟悉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谁能够担当此项重任呢?派谁去呢?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最后认为陈云和潘汉年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担负这一使命的最佳的人选。由于任务的重要性,这一决定是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二渡赤水后,潘汉年即奉命先行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到上海后与陈云会合。遵义会议后,陈云并没有马上离开长征队伍,而是在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后才秘密离开长征队伍赶赴上海的。

为了能使陈云从几十万敌军的层层包围中顺利穿插出去前往上海,党中央采取了极其严密的保密措施。除了几个高级领导外,其他指挥官和领导都不知情。陈云本人也未把“出走”的原因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在临走前委托当时作为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将随身携带的机要文件交给组织处理,并把一条蚊帐留给了好友张闻天,其他行李衣服托刘英转给他的亲属。

此时此刻,陈云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战友们分开,他确实舍不得。大家自从离开江西苏区,患难与共、一路拼杀,生死相伴,血战到现在,不知一同翻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克服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现在要离开朝夕相伴的战友了,却无法跟他们告别,甚至还要瞒着他们悄悄离开,想到这里,陈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自己身负重要使命,身负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期望,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央的决定高于一切,决不能因为个人的情感而耽误了大事,因此,陈云将不舍之情和战友们的误解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毅然脱下军装,换上了一套当地老百姓的衣服,只身悄悄地离开了长征队伍。

临行前,刘伯承为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抵达上海。陈云还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的白区工作的经费,为了以防外一,他把大面额的钞票放在随身携带的一只热水瓶的瓶胆下面,这样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方便将宝贵的工作经费安全地带到上海。

如果说长征中时刻有生命危险的话,陈云接受这一使命,其危险程度丝毫也不比长征逊色。单就离开四川来说就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险情。

在四川,陈云人地生疏,加上他满口上海话,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而此时,蒋介石正坐镇四川成都指挥“围剿”红军。四川境内军警特务遍地皆是,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落入敌手。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在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党组织特地安排了既熟悉四川情况又机智勇敢的当地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席懋昭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灵关小学校长。同时,党组织还为陈云安全出川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

那天细雨蒙蒙,天色昏暗。陈云和席懋昭化装后离开队伍,准备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再奔成都和重庆。为了避开追击红军的敌军,他们由小道向荥经县进发。没走多久,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一个人。只见这个人浑身是泥,神色慌张,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原来这个人原是荥经的一个地主,当时任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在准备逃往荥经县时被红军抓获。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后,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帮陈云他们安全通过荥经县。于是红军便把这个地主押往灵关村,待陈云与席懋昭离开灵关村后故意让他逃跑。陈云明白这一计,看见这个“教育局长”赶上来,就对席懋昭使了个眼色,席懋昭心领神会,于是假装亲近主动与“教育局长”搭话。席懋昭说他和陈云是为了躲避红军的追捕而逃跑的。这个“教育局长”发现竟遇到了和自己“同命相连”的人,十分激动,对席懋昭的话信以为真,还向陈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来,三个人决定结伴而行,一道去荥经。上路以后,陈云才发现,原来这个“教育局长”同一路上的民团很熟悉。所到之处,民团都对他很客气,特别顺利地就放行了。第二天,他们便顺利地到达荥经县。之后,陈云就以江浙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继续前行。

为什么化装成商人呢?因为陈云对商人这个行当比较熟悉,熟知这里面的玄机,必要时,也能满口行话,加上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外人很难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因此,化装成商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席懋昭是本地人,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人又非常机智。因此,他们二人顺利地通过了雅安,几天后又平安地到达了成都。

当时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曾多次通缉的共产党要人陈云会来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来到了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家里。胡公著看到信后十分震惊,一方面他对陈云的勇气和胆略由衷地感到钦佩;同时也为陈云在成都的安全而感到担忧。胡公著告诉陈云,成都风声甚紧,不宜久留。对胡公著先生的忧虑和担心,陈云是能够理解的。当时的局势的确很紧张,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严加防范。他还在成都市区增加了许多岗哨,任何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整个成都已经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陈云深知成都实在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中只留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陈云离开成都几日后,在当地报纸的一处极不惹眼的地方上刊出一则名为:“廖家骏启事”的遗失启事。启事的内容是:“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枚,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陈云,这则启事的内容是陈云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启事内容也是根据事先约好的暗号来写的,以此来向党中央传递自己已经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的信息。

来到重庆后,为了安全起见,陈云安排席懋昭在旅馆里等着,自己带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个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刘叔禹,随后便在刘叔禹家安顿下来。刘伯承的母亲对陈云嘘寒问暖,全家热情地招待了陈云。十几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送陈云到朝天门码头上船。陈云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只身前往上海。上船前,陈云紧紧地握着席懋昭的双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席懋昭也笑着说:“好,我到时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请多多保重!”

汽笛长鸣,轮船缓缓东行,陈云心潮难平。新的艰巨任务正等着他去完成,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之行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滚滚的江水犹如陈云此时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冒险恢复上海地下党的工作

1935年7月初,陈云几经周折终于抵达上海。他化名“李介生”秘密住进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

陈云这次回上海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领导恢复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地下组织,同时设法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形。

陈云抵达上海后才发现,此时的上海已经与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不仅白色恐怖更加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损失十分严重,一时间,难以接上关系。考虑到这种情况,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章乃器此时已是上海的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章乃器的二弟章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而已改名为“章秋阳”的章郁庵,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章秋阳立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不料有一天,陈云与一位来找章秋阳的人不期而遇,这个人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党员,与陈云相识。为了安全起见,章秋阳马上安排陈云更换了住处,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

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党组织之命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之后,陈云又通过章秋阳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知道了在港的潘汉年将立即来沪。同时陈云还顺利地找到了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因为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并通过她们很快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联络员取得了联系。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陈云立即着手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恰在此时,刚刚与陈云建立联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中央局大批主要领导被捕入狱,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在上海遭逮捕。形势万分紧急。

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上都有国民党特务,而且特务中有一些是变节的叛徒,由于过去为党工作过,他们中有很多人认识陈云,不少地方都挂着陈云的通缉令,上面有陈云的画像。有一次,陈云遇上一位特务,就先声夺人地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据陈云的子女在《陈云家风》中写道:陈云做了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头一扭,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专门处决叛徒的中央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振”,早就令那些叛变的特务闻“名”丧胆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与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被教训了。就这样,陈云利用叛徒心虚的弱点,一次次地躲过了被叛徒告密的危险。

不久,从香港返沪的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来到上海与陈云会合,他们对于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均感到压力巨大。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了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认为上海环境十分险恶,在上海十分冒险。于是决定请陈云、潘汉年等人尽快赴莫斯科。由此,1935年8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曾山、杨之华、何实嗣(何叔衡之女)等人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秘密地乘上了一艘苏联货轮。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陈云藏在船的底舱里,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又不能发出任何响动,直到货轮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陈云一行在海参崴下船后,从那里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潘汉年于8月下旬,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陈云在上海住了大约一个半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与流传,他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之际,正是共产国际急切盼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情况之时,因此,陈云的到来使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非常兴奋。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立即受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的接见。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已长时间失去联系,陈云便借此机会在10月1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陈云在报告中,把红军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四个阶段。在谈到第一阶段时,陈云着重指出,红军在取得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胜利的同时,已经明显地察觉到纯军事性质的错误,他说,“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接”。由此,“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

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城这一阶段,陈云认为取得了四个胜利:一是抛弃了过去“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了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二是在当地招募了新兵,扩充了队伍;三是在遵义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四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谈到遵义会议时,陈云着重指出:“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紧接着,陈云又详细介绍了红军抢渡金沙江、占领娄山关、强渡乌江与大渡河等一系列战役取得的胜利。之后,他又阐述了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党的正确领导”,以及“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三个基本特点,就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陈云自豪地向共产国际介绍,“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增加了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共产国际因而迅速转变了态度,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第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是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

陈云详细、客观的报告,使当时业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消息的共产国际有机会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在以后同张国焘的斗争以及后来几年内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最早系统地向世界阐述长征过程的报告。陈云的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他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这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的最珍贵资料。

为了宣传长征,陈云还亲自撰写文章。在1935年8月在上海逗留期间,陈云就写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当时,红军长征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本书中,陈云巧妙地运用假托的笔法,以当时闽西一位个体医生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用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由于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陈云将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生动活泼,将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描绘得栩栩如生,使人读了之后,有身临其境之感。《随军西行见闻录》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万字,但写得通俗自然,真实可信。

在书中,陈云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与红军战士的平等相处、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如记述“廉臣”为毛泽东、朱德治病时,写道:“与国民党军官不同,红军军官真是与士兵同甘共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士兵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士兵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与士兵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红军军官不赌博,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陈云在书中还借“廉臣”之口,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陈云虽然没有走完长征全程,却是最早记录和宣传长征的人,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36年3月,巴黎的《全民月刊》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7月,这本书在莫斯科出版,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神灵之手》还早近半年。因此,陈云可以称得上是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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