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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孙子兵法

热度294票  浏览56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6日 04:22

兵学圣典 智谋先师

  ――论孙武子

  孙武是我国春秋末期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实践家。关于他的事迹,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孙子兵法》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文化的瑰宝。由于孙武所处时代距今较远,加之史籍记载语焉不详,致使学术界对《孙子兵法》一书的篇数和成书年代、孙武的故里和事迹等许多重大问题发生分歧。我们在编撰《孙武子全书》的过程中,在民间发现了一部抄自“周书汉简”的手抄本――《孙武兵法》。据持有者称,全书共八十二篇,六万余字。仅就我们所见到的十余篇而言,其内容己相当丰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这些新资料的发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对以往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成书年代、篇目、内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发现将使孙子研究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它将标志着孙子研究走向新阶段的开始。

  1.孙武的故里

  关于孙武的故里,先秦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其为齐人。最早记载孙武故里的是林宝的《元和姓纂》二十三魂部“孙”姓条:“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孙凯,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沿袭了上说。欧阳修云:“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也有类似的记载:“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字,二子:常、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

  上述这三则史料都明确指出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邑于乐安。”学者们对此并没有提出疑议。但乐安在今何处?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乐安在今山东广饶县。其主要根据是自明成化年间以来的七次修志中,广饶地方志就有六次称为《乐安县志》,而且在1918年《乐安县志》和1955年《续修广饶具志》中均有关于“乐安”和孙武的记载。

  持广饶说的学者还举出卞第二个论据。一个大的军事理论家的出现,必与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关。广饶在春秋时期是一个有“鱼盐之利”的经济发达地区,与齐国首都临淄邻近。齐国在春秋初就是一个军事发达的地区,著名的军事家姜尚就被封在齐国。因而,发达的经济条件为孙武的成长及军事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文化基础。

  此外,广饶县博物馆等多家考古单位于1986年在境内发现了草桥古城遗址。学者们根据《四库全书水经注集释订讹》、《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禹贡锥指导沉图》等史书,认定该城址为古乐安城遗址。

  第二种观点认为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具。其根据是唐林宝《元和姓纂》中所引“孙”姓条中所指乐安系指唐代地名。乐安在唐代只存在十六年,后更名为棣州,在今惠民县。自唐中期开始,孙氏得封“乐安子”、“乐安孝男”、“乐安郡公”者屡见不鲜。唐中书舍人孙逖撰写的《宋州司马先府君墓志铭》(见《全唐文》卷313)中,也谈到孙氏“故属乐安,盖齐大夫之后”的情况。因此这些令者认为唐代乐安即孙武故里,在山东惠民县。

  持惠民说的学者们还认为,先秦时期不存在乐安地名,而是西汉以后所置。在现今惠民县许多地方都存有有关孙武的遗址,惠民县许多孙氏家族都以孙武后人自居。

  第三种观点认为乐安在今山东博兴县。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先秦时即存在乐安这一地名,现已不可考。《汉书地理志》中有“西汉置乐安县,原青州千乘郡辖十五县之一”的记载。汉置乐安具,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北。按“汉承秦制”、“秦承齐制”的逻辑推论,秦有乐安,齐也有乐安,即在山东博兴。

  以上三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学术界对孙武故里乐安地望的认识。各家之说均言之有据。

  在中国古代,修家谱之风浓盛。尤其是自东汉至唐,每一个大的家族,对于自己的谱系记载都颇为详细。对于祖上的籍贯,更是历代沿传,从不更改。这期间偶尔也有因官职变动、自然灾害的发生等因素人为的迁徙,但为了保持宗族的连续性,始终认同同一籍贯,从不轻易变更。如西晋未年迁往江南的山东琅琊王氏,历南北朝、隋、唐,始终保持琅琊王氏这一说法,甚至迁往江南也自称琅琊王氏,并未因朝代变迁、地名变更而改变。

  如山东故族崔、卢、李、郑,江左土族顾、陆、朱、张等大族,更是以籍贯来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依此类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文献记载的乐安也绝不是唐代乐安。如不是唐代孙氏攀附孙武的后代,其中的乐安就应指先秦时期的乐安。

  关于先秦时期存在乐安这一地名,我们可以找出许多旁证。据《春秋》鲁庄公九年(前685年)八月庚申,鲁与“齐师战于乾时”。晋杜预注称:“乾时,齐地,时水在乐安界,歧流旱,则竭涸,故白乾时。”据《水经注》记载,时水出齐城西南,流经西安县、博昌县、利具、乐安县,在乐安县东北流入淄水。以今大的地理位置对照,其主要流区在今广饶具。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再重新看一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记载:“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据杨善群先生考证,孙武奔吴时的时间为公元前517年前后,这时孙武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在齐国尚未参预政事。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孙武所居之地离都城临淄不会很远,否则“田、鲍四族谋为乱”绝不会影响到乐安地区,孙武也不会奔吴。

  上述各家之说;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要确证孙武故里为哪一处具体的地境,各说都缺乏切实的史证,而且今后也没有多大希望找到这种史证。即使有一天证实了孙武生于某一地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哺育孙武成为兵学大师的并不止是这一方水土,而是以临淄为中心的整个齐国。如果说,孙武是兵学圣人,那么齐国就是孕育这位兵学圣人的圣地。

  2.孙武的生平

  孙武的祖上原是陈国的国君,至陈厉公子完,因乱奔齐。孙武的父亲孙凭,为齐卿,所以,孙武出身于齐国的贵族家庭。在孙武少年时期,齐国内部的卿大夫们正进行着激烈的夺权斗争,危及到孙武;他弃齐奔吴。

  关于孙武入吴的时间,据《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称:“阖闾三年,乃兴师与伍子胥、伯?? 伐楚,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阖闾三年为公元前512年。再对照《左传昭公十九年》,孙武祖父率齐军伐莒,昭公十九年为公元前523年,可以推知其入吴的时间在公元前523年以后、公元前512年以前。

  孙武到吴之后,在吴都(今江苏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投奔而来的伍员(即伍子胥)。据宋谈钥《嘉泰吴兴志》记载,在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县南)伍林村有伍子胥宅。“昔子胥逃难筑室于此,旧基尚存。”孙武也和伍员一样,“辟(避)隐深居。”明末冯梦龙编写《东周列国志》记载孙武初来吴,“隐于罗浮山之东”。冯梦龙系明末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对江南的地理环境十分清楚。又查《嘉泰吴兴志》卷四:“罗浮山在(长兴)县东二十五里。”可知孙武隐居地与伍子胥至吴暂住之宅甚近。所以后来伍员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最近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终语”篇有孙武在仕吴王之前修兵法的一段叙述:“吾尽观先圣之传策,尽校名战之利弊,尽察天地之玄理,尽谬诡道之奥妙,尽习变数之神昧,尽涉列国之山川,察游九州而观四海。尽知天下之风土民情,尽访天下之兵家贤才,□涉相示,取精用宏,呕心沥血,九尽而功成也。历时八年,周敬王四年秋而修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以名命简,走名《孙武兵法》。”又“缩立成简”,选出十三篇作为世传简,并称十三篇为“百句取精,大则一脉相承,一目了然;小则一是一非,思所费解也。费解则变。故百世而争变者,变则通也,通则有发也,故定为传世简也,此五年所定十三篇,吾之后世子民明传也。”

  “周敬王七年春,伍员荐吾于吴,吾以孙子兵法晋见吴王阖闾,……吴王授命,于备而伐楚。吾作两三之策,夹策者一备二控也。一方修道,富国强兵,习阵选卒,备险备用,一方三军,三分一击,两守轮流,实楚之三年有余,楚军成矣。周敬王十二年春,吾黄道起兵,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三万,兴兵伐楚,楚起兵二十万,战于柏举,四面楚歌,八方瀚曲,佯围不攻,牵楚军也。楚归,吾则千里设伏,八面伏击,一战而屈楚之兵于郢城,城中楚王济江而亡水中。夫破楚一战,传于列国,吴王阖闾得以天下之亲主也,《孙子兵法》从而传民,吾愿足矣。辅政七年,用战劝戒,功成身退,民之情也。隐居景林,经以兵法。”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本中的这段叙述自然不敢全信,但从内容看似有所本,故录此以供参考。

  孙武到吴国后,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次:

  公元前512年夏,吴派使臣到徐国和钟吾国,要求交出两位公子,而徐、钟两国故意将两位公子放走,吴王对此十分恼怒。是年冬,派孙武、伍子胥出兵讨伐。孙武在徐国上游堵截山水,水淹敌军,初战告捷。

  公元前510年,吴王因越国不肯参与伐楚,便打算讨伐,但又担心势单力孤。孙武进见吴王说:“兵在精而不在于多。越军虽众,或则用计分之。”在孙武的策划下,吴出兵伐越,在携李打败越军。

  公元前506年,楚发兵围蔡;蔡向吴求救。吴王问计于伍员、孙武,孙武、伍员回答:“楚将子常贪而无能,得罪许多诸侯,唐、蔡小国对其恨之入骨,攻之必胜。”于是吴王命孙武为将。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进攻楚国,接连打败楚军,并攻破楚国国都。

  此后不久,吴王阖闾去世,子夫差继位。公元前484年,伍员因劝谏吴王夫差被杀。伍员被杀,孙武则退隐。

  关于孙武晚年的境况,说法不一。《汉书刑法志》称:“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于后。”颜师古注“诛戮”的人名云:“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唐李签《太白阴经善师篇》亦承袭其说,谓“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刑戮,子孙不传于嗣。”从这些文献的记载来看,孙武晚年的景况必然不妙。有可能在伍员被杀后,他上疏诤谏,激怒吴王而遭不幸。或因其为伍员的好友,吴王迁怒于他。不过,《汉书刑法志》中的记载并未提出依据,在此仅能作一家之言。

  据《越绝书记吴地传》载:“巫门外大家,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关于孙武的事迹自宋以来就有许多人提出怀疑,称《史记》里讲了一个演兵故事,类小说家言,“奇险不足信”。“其徒夸大之税也。”(叶适:《习学记言》)古今学者的疑问不无道理。就目前所有史料而言,充分可信记叙孙武其人的史料仍是凤毛麟角。因此,有关孙武生平的研究还只能处于探索阶段。

  3.孙子兵法的篇目和版本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数,西汉时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吴列传》中称:“孙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汝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这是史书对《孙子兵法》十二篇的记载,其篇数也与传世各本的篇数相同。但是准确他说,司马迁在此并不是在叙述《孙子兵法》的总篇数。以往人们将此条史料作为《孙子》十三篇的佐证是不妥当的。继司马迁之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吴《孙子》八十二篇”。阮孝绪撰《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对阮说作了诠释:“《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按《汉书》、《七录》等文献的记载,后人怀疑十三篇并非《孙子兵法》的全部,但苦干材料所限,一直未能得到验证。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汉简,里面除存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内容外,还出土了《吴问》、《四变》、《见吴王》、《黄帝伐赤帝》等简牍。此外,在银雀山汉墓中,还发现了《篡卒》、《月战》、《势备》等内容,竹简的整理者将它们暂归于《孙膑兵法》,但也指出:“本书所收《孙膑兵法》的前四篇记孙子与威王问答,肯定是孙膑书。第十六《强兵》篇也记孙膑与威王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本文,故暂附在书未。第五至十五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这些篇既有可能是《孙膑兵法》,也有可能是《孙子》佚篇。……我们认为这些篇中所谓‘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为较大,因此暂时把它们定为孙膑书,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篇是孙子扶篇的可能性。”

  最近我们所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的许多篇章与《孙膑兵法》相合。如果这个抄本确实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吴《孙子》八十二篇,那么,银雀山汉简中暂时定为孙膑书的许多篇章都是《孙武兵法》的内容。银雀山汉简中多次提到的“孙子”,过去被认为指孙膑,现在看来应当是指孙武。还有《将败》、《兵之恒失》等许多被列入《佚书丛残》中的篇章及散简中的部分内容也应是《孙武兵法》的一部分。

  关于银雀山仅简孙子兵法的篇数,仅是《见吴王》一段佚文中提到了献吴王十三篇,但这不等于说孙子兵法止十三篇。这一点与《史记》所记性质是一样的。在出土的木牍中也不见十三篇的记载。一号木牍所记当是十四篇,即:〔计〕、〔作战〕、势、〔形〕、〔谋攻〕、行〔军〕、军(争)、实(虚)、〔九变〕、地形、九地、用间、火(队)、七势。三号木牍还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将败、兵之恒失、王(道)、效贤、为国之过等。五号木牍也记有孙子兵法若干篇,如:分士、三乱、三危、亡里等。这些篇目的顺序与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及今本十三篇顺序都不尽相同,篇名也不一致。所有这些都说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不是十三篇而是数十篇,是一部古代的“孙武子全书”,是个孙子兵法辑本。后来出现的八十二篇,与这个辑本可能同来自一部祖本。

  《孙子兵法》成书后,到西汉初年发生了变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曾对兵书进行过整理,即“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有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在新发现的民间抄本《终语》篇未,也有:“汉楚王韩信,于汉初五年二月”写的跋语。汉武帝时,“军正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到汉成帝时,命陈农求天下遗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最后由刘向校订成书并作《叙录》。后又由刘歆作《七略》,其中的《兵书略》即是班固著汉书时的依据。班固始明确著录吴《孙子》八十二篇。

  自班固《汉书》以后,再也没有文献明确记载《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可见八十二篇在社会上未能流传。南北朝时,阮孝绪撰《七录》,说:“《孙子兵法》三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可见此时的《孙子兵法》已非八十二篇全部。

  关于《孙武兵法》的书名在典籍中曾多次出现。孔颖达注《左传》时所引的就是《孙武兵法》,李善注《文选》时也引过《孙武子兵法》,这说明在唐代还有此书名。从这些记载看,曹操有可能见过八十二篇本或残本。孔颖达、李善、张守节所言,似有所本。他们或许也见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残卷。

  魏晋以后,《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散失。这时,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的风气也兴盛。魏武帝曹操有《孙子略解》三卷和《续孙子兵法》二卷;吴豫章人沈友有《孙子兵法注》二卷;贾诩有《抄孙子兵法》一卷等。其中曹注《孙子兵法》是今存世最早的《孙子》注本。

  唐宋以后,又出现许多单注本、集注本和合刻本。如唐魏征《孙子兵法治要》、杜牧《孙子注》、李筌《孙子注》、施子美《孙子讲义》等。今天流传于世的《孙子兵法》十一家注本和《武经七书》本,都是这一时期较好的注本。

  明清时期,又出现许多单注本。如刘寅《孙武子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孙星衍《校正孙子十家注》等。

  4.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

  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中有一段文字记叙了孙武与吴王的问答,其中两次提到十三篇。其文称:“若□十三篇”,“十三篇所明道言功也,诚将闻□”。最近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终语”篇更具体提到孙武成书的时间。其文称“历时八年,周敬王四年秋而修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以名命简,定名《孙武兵法》”。周敬王五年又“缩立成简”、“百句取精”,选出《孙子兵法》十三篇“定为传世简”。文中又提及以十三篇见吴玉。在八十一篇之外又有“终语”一篇,篇未署“周敬王十六年秋,周吴民孙武定简于景林”。这个“终语”篇的末尾又有韩信的跋语:“虽称‘终语’,实言兵理,获□□□,多多益善矣,故走而入《孙武兵法》第八十二篇。”下落款“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

  以上文字已经把成书的时间、地点、作者、篇数及成书过程一一交待清楚了。然而这必定是孤证,而且过于清楚,也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不能不求佐于其他史料。

  《尉缭子制谈》提到孙武子:“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孙武子是也。”《韩非子五蠹》提到了孙子之书:“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提到兵法,而且应是指《孙子兵法》:“(诸将)因问信曰:‘吾闻《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竟然以胜,此何本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史记黥布列传》也载:“《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此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吴孙子》八十二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银雀山出土了汉初抄写的孙子兵法数十篇,这一铁证证实了至晚在汉初已有数十篇孙子兵法存世。这一事实证明《史记》、《汉书》的记载是有所本的。也可以推定《韩非子》的记载是可信的,即战国后期,孙子兵法已相当流行。但是这仍不能证明《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孙武之手。也就是说旧称孙武于春秋未亲著兵法十三篇之说仍是悬案。

  在历史上对孙武亲著说最先发难的是宋代一批学者。梅尧臣称孙武之书为“战国相倾之说。”高似孙在《子略》中称孙子之书为:“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叶适在《习学记闻》中则进一步加以阐发:

  “左氏无孙武,他书所有左氏不必尽有。然题颖取者、曹刿、烛之武、专诸之流微贱暴用事,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缺略。又同时伍员、宰?? ,一一诠次,乃独不及武耶?详味《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世所为,其言得用于虽者,其徒奈大之说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

  自叶适之后赞成者不乏其人,其中情代学者姚鼐之说也很有代表性、其《读孙子》云:“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庐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观之吴客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又称:“……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

  与历代否定孙武亲著说的论点相反,朱濂、胡应麟、纪昀、孙垦衍、章学诚等人则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确为孙武手定。

  两种观点泾渭分明,相持不下。

  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有的学者断言:“随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现,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等这个学术史上曾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是可以结束了。”二十年过去了,事实上这一争论尚未结束。

  孙子兵法一直为人们所推重,特别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使人们对孙子兵法的推崇达到了高峰。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各领域的应用者对孙子兵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学术界的专家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也给予特别的关注,对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年、由孙武亲著的说法多予以肯定。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对“亲著说”提出了置疑。如李零先生就断然否定《孙子》是由春秋未孙武亲著的说法。认为“它的成书时间很可能是在战国中期。”

  最近,新发现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本。这一抄本的发现对研究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又提供了新的资料。以往人们讨论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仅就传本十三篇而言。现在我们要讨论这一问题,就需要将孙子兵法一分为三了。一是传本《孙子》十三篇;二是新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三是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讨论成书年代,不同于讨论其思想产生年代。书是思想的载体,所谓成书,应是指这一载体基本成形。那么,《孙子》十三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及银雀山出土的那部孙子兵法,都有各自的成书年代。从现有的可靠资料分析这三个版本的成书顺序应是: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一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

  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除十三篇外又有《吴问》、《黄帝伐赤帝》、《四变》、《地形二》等候篇。新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印证了银雀山汉简中归于《孙膑兵法》和《佚书丛残》的许多篇也是孙子佚篇。这样,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就不止十三篇了,而是数十篇。现在可以初步认定它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来源于同一祖本。

  银雀山汉简出土后,人们多以为出土的是《孙子》十三篇。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银雀山汉简整理时将《四变》和《地形二》列在下编,这是很牵强的。《吴问》等列于下编尚可说通,而《四变》、《地形二》与十三篇的内容浑然一体,为维护十三篇之说,将其割裂并不科学。而新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有“地形一”、“地形二”,有“九变一”、“九变二”,还有“官一”、“官二”、“官三”。其中“九变二”的内容与《四变》可以相合。银雀山汉简中,确有十三篇的内容,但就整体而言。它更接近八十二篇。因此说它当抄自八十二篇的祖本。以往我们认识银雀山汉简时,往往以十三篇为界,凡与十三篇相合的则认为是孙子书,凡不合者多归入他书,或列为附篇。现在看来,这样做也是欠妥当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将《地形二》列为附编,将“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看作后人撺入,都缺乏佐证,难以服人。结果对客观地研究《孙子兵法》成书年代,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障碍。根据银雀山汉简所反映的情况,认为它抄成于文景之时,其成爷可能更早,但其战国色彩乃十分明显,再有书中明明写着苏秦事迹,苏秦为战国中后期人。因此说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成书的上限时间不早于战国中期。当然成书时编者会有所本的,其所本当是孙武的军事思想或某些篇章。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书的许多篇可以互相印证。说明他们之间有渊源关系。从篇目次序、篇章内容及用字用辞来看,要协调、严谨得多。这或许是成书晚的原故,或许是经后人序次、校订的结果。但是八十二篇抄本所依据的简本不会直接来源于银雀山汉简本。因为前者的有些篇章明显长于后者,如《军击》(或《雄牝城》)就是如此。八十二篇本的《军击》篇内容完整、顺序井然,似更接近原本。而银淮山出土的该篇却内容残缺,且简犊锗乱,特别是同一简上的文字前后矛盾。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简本的前身,即它所依据的简本已残缺错乱。由此可以推定八十二篇本中的《军击》篇不可能抄自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中的《雄牝城》及其传本。由此亦可推知在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之前不仅存在过“父代本”,而且存在过“祖代本”。八十二篇中的《军击》篇至少源于这个祖代本或其较完整的传本。那么这个祖代本的成书时间要比银雀山汉简本早许多年。

  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孙子兵法的各篇中,“终语”篇《预示》似乎成书较晚。但也不会是汉以后的伪作。因为不计此篇《孙武兵法》仅八十一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十二篇,故当包括此篇,也就是说在任宏校兵书时已有此篇。说明《预示》的成书年代也与银雀山汉简不相上下,甚至不能排除由韩信或其门客拟作的可能。

  在《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本中,有《启道》和《止道》两篇。关于这两篇的内容,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但是在银雀山汉简中却见到了数枚属于此篇的残简。这进一步说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本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有渊源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今人依照银雀山汉简伪托八十二篇的可能性。

  今本《孙子》十三篇,被古今许多学者称为孙武亲著,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可靠证据。史籍中多次出现“十三篇”之说,看来历史上似乎有此说法、但是可能是更古老的十三篇,那个十三篇的内容和篇目,我们已很难说清了。总之它绝不会是今本的十三篇。今本个三篇从内容到篇题都姿晚于银雀山简本和八十二篇抄本。当然其基本内容在前两个版本中已早有反映。但十三篇作为一个整体肯定是从许多孙子篇籍中精选编定的。它当是有别于古十三篇的新十三篇,今本十三篇当是刘歆今后某人或是曹操定本的。当然其基本思想早在春秋末期就可能形成,但思想不是著作,不是载体,最早的反映孙武军事思想的著作中,也未必就是十三篇。起码现在我们还未见到可靠的佐证。

  从目前可以见到的孙子兵法中,其各篇的成书时间也是很复杂的,有些可能成的早些,有些则要晚些。古时无篇名大题,篇籍均可分别转引抄录,那么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成书时间,很可能是写成一篇流传一篇。从现有篇籍看,大体可分为两类。这两类的成书时间应是有区别的。银雀山汉简和八十二篇抄本如此,十三篇传本也是如此。如:计、形、势、南北、方面、明暗、行空等篇可能成书略早,而地形、九地、九天、九处、十中、十发等篇可能成书略晚。

  我们在考察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时,还应注意到兵书的内在因素。兵书不同于一般的议论和记叙文章。它的内容往往涉及到天文气象、地理山川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知识,不是一般文人可以编造的。它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皇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是精通文史的军事专家的力作。即使文武双全的人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写就。兵法中所反映的军事哲理,不是一般的文字堆砌,而多是血肉凝成的智慧精华。每一篇文章都是长期酝酿的结果。这精警幽玄的哲理,多经过几代人的补益和完善。

  在一定意义上说孙子兵法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离开了春秋战国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就产生不了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先秦诸子文化。

  因此说孙子兵法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特定的历史过程的产物。像孙子兵法这样的精警之作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不可能是一时之作。将《孙子兵法》放在春秋、战国的却境中来分析,其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更大。不仅就著作而言是如此,就“孙子兵法”的主体思想而言也应如此。当然不能排除历史的继承性,即对春秋及以前的军事思想的继承和汉代及以后的演变。

  《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经典。就目前所能见到并可以认定的“孙武兵法”而言,其内容丰厚宏富,其思想博大精深。从其篇目即可窥见其涉及内容之广博:九天、九地、九处、九夺、十中、十发、十问、十阵、十官、南北、方面、明暗、虚实、奇正、用间、行空、计、谋、形、势,等等。真是方方俱足、面面俱到,堪称古代的“军事百科全书”。它凝结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无数杰出人物智慧的精华,而孙武又是这些杰出人物中的杰出代表。正如前末兵学家茅元仪所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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