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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解放60年回顾:解放大潮中的国民党官兵们

热度33票  浏览24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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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30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忐忑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1948年12月4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复杂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1953年3月9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清新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苍茫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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