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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历练战友情,为了4200名阵亡的空军英雄

热度51票  浏览2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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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电影《集结号》中那个叫谷子地的老兵一样,真有这样一群老人十多年默默努力,只为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抗日烈士英名。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为了4200名抗战飞行员的英灵

“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最后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

电影《集结号》的海报上这行醒目的文字,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之感。那一座座高耸着的“无名”墓碑,触痛了今天人们内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撕心裂肺,欲罢不能。

就在《集结号》热映的同时,一个消息从南京传来:2007年12月30日召开的南京航空联谊会成立15周年大会上披露,专家们又发现了900多位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其中包括500多名中国航空烈士和404名美国航空烈士。

900多人的姓名同时被发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电影中,谷子地幸运地找到了司号员,他的47名烈士兄弟因此得以不再“失踪”,烈士家属得到的小米抚恤也可以相应地从200斤提高到700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烈士们牺牲的土地上,不知已经收获了多少茬庄稼,而他们的真实姓名却刚刚为后人所知。他们的家属当年是否也有700斤小米可拿?发现烈士姓名的专家又是怎样一群人?

一份名单引出一群老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在抗战中抛洒热血,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什么都不顾,今人不该忘记他们。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1月4日中午,73岁的陈立诚老人说。

在没有太多的官方支持,没有经济上的报酬,也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给记者寄一份资料的邮费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群老人默默地投入到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的工作中。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而在这些名单背后,有一群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老人。他们的名字虽然或许不曾多么响亮,但每个人的履历却都几乎足以构成一部中国的近代史。

华人杰,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194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驼峰空运”,担任中国航空公司(CNAC)副驾驶。后曾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2001年7月辞世。

王坚,76岁,曾在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其妻舅参加了1949年11月9日香港“两航”起义,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投入祖国怀抱。现任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万永熙,89岁,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北平美军总部工作,并曾在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进修,当年作为美军技术雇员与陈赓大将相处多日,建国后在中科院工作,1968年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717”的显示器就包含他的辛劳,该显示器能显示256个汉字,是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之一。

陈立诚,73岁,南京航空联谊会常务理事。

……

亲历者,相关者,包括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老人,都投入到整理烈士名单的工作中。“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最后却连名字都没有。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

晚年的寻找

因为父亲的缘故,华建宁十分了解寻找和确认烈士名单的不易。当年曾与美国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的经历,使华人杰成为发起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时是1992年,我父亲跟王坚商量要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开始找烈士名单。”活动很快得到北京航空联谊会、南京航空联谊会等机构和个人的支持。“父亲在北京航联会工作了13年,非常投入。他为推动、组织在南京、昆明、桂林修建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等纪念地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子女,我们开始都认为建碑只是一种想像,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也不太希望老人家这么辛苦,何况他们也没有钱。但是父亲说,没钱也要办大事……”华建宁说。

据陈立诚回忆,美国飞虎队协会、俄罗斯老战士委员会等都参与了名单搜寻工作,中国的名单则以来自台湾方面的资料为主。“苏联烈士当时有完整的档案,相对好确认,而中美的名单比较凌乱。”由于确认名单需要详细的资料,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籍贯、参战时间、牺牲地点等等,所以整个工作冗长而庞杂。在中美烈士名单搜集过程中,夏华(音)和万永熙起了很大作用。

夏华也是北京航空联谊会成员,她的丈夫1946年6月曾作为副驾驶参加国民党起义,驾驶B24轰炸机飞奔延安。“当时台湾有一本《忠烈录》,记载的都是牺牲的很有名的飞行人员名单。”这本小册子,加上当时一些健在的老飞行员的回忆对照,成为夏华确认中国航空烈士名单的主要来源。陈立诚说,此后经过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审查,再送到南京建碑委员会,“一关一关地过”,最后于1994年8月30日最终确认第一批中国航空烈士的名单。

与中国烈士相比,美国烈士名单的整理更加复杂。“联谊会委托陈香梅到美国国防部去问,华人杰也亲自去美国国防部数次,发现美国官方虽然有资料,但没人整理。”因为英语好,万永熙被华人杰请来负责收集美国烈士名单。

一个名叫Chick Marrs Quinn的美国女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作者的丈夫1945年2月牺牲在印度飞往中国成都的途中,这位妻子后来花9年时间收集资料,并在1989年出版此书,详细记载了美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架飞机出事的情况。“我就根据这个资料,以及华人杰跟美国的来往信件查,一点点确认。”1月5日,万永熙老人将保存的原始资料拿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看。

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英文记载着烈士姓名、职务、牺牲日期、部队番号,以及牺牲过程等等。每个烈士占据一行,他们的名字就静静地凝固在那里,仿佛诉说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硝烟。

困难始料未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想到,这份珍贵的文稿是在一台破旧的电脑上完成的。“我在家里整理了两年,用老式计算机。”万永熙说。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老人们完全凭着一腔热情工作,可更多的困难还是意外地找上门来。

“没钱没权倒无所谓,还有一些人对我们做的事缺乏认同感。”王坚说,这些年经受了太多的困难,但不被理解是最令他们苦恼的。核心的问题很简单:你们到底是在为谁树碑立传?1995年建碑之前,万永熙曾两次去南京核实名单,他对这个争议记忆犹新,“当时我就想,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嘛”。

“那些人都是青年才俊啊,他们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我们今天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每次说起这些,王坚都很激动,“我记得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得很清楚,不仅包括‘三年以来’,还提到三十年以来以及‘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牺牲的人民英雄。”

争议最后得以平息。南京航空联谊会网页如是描述建碑缘由: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外航空人员的业绩,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他们就剩下名字了

寻找烈士的名录,烈士的家属应该最为感同身受。陈立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了庆祝天皇生日,派出佐世保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共54架,大规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健儿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在近郊迎战。陈怀民,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迅速迎战,最后猛撞敌机,与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驾驶的飞机同归于尽。

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塑料袋包好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是他在日本的妻子美惠子写的,主要是表白自己很孤独,希望他早点回国。这个消息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知道后,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给美惠子,告诉美惠子:“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陈难的老师将信拿给作家郁达夫修改,郁回答八个字:“心灵之作,不必修改。”这封信连续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几国文字在向全世界传播。

“陈难在年老时还关心我们修墓建碑工作。”虽然家里不富裕,但她还是捐了1000块钱。临终前,仍对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建设进度念念不忘。

类似的故事很多。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当天上午,就有广东的一名烈士后代给南京航空联谊会打电话,开口后第一句话就问:我爷爷在不在你们那里?而美国飞虎队老兵、韩国烈士家属、苏联老兵等,都曾来到纪念碑前凭吊。“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来看纪念碑?他们就是找亲人的名字。这么多年,就剩下名字了!”华建宁激动地说。

更大的构想

1995年,第一批3304名烈士名单刻在碑上后,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无法核实。“特别是外国人名字很多残缺不全,有的是有名没姓,有的是有姓没名”。

10年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裴效贤(音)通过江苏省外办找到王坚,问他有什么打算。王坚想到了手头几百名美国牺牲烈士的残缺名单。“他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帮忙。”后来又找到美国国防部,以及在夏威夷的美国空军史料研究室。

作为二战老兵的后人,华建宁也参与了核实第二批烈士名单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帮王坚找人,核实情况。从2005年初开始,前前后后折腾了1年多的时间。”华建宁说。而据陈立诚介绍,中国航空烈士第二批名单则是根据台湾的《忠烈册》。与《忠烈录》相比,前者更多是军士级的飞行人员。

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对王坚他们来说,更大的愿望是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早日建成。“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今年4月3日将举行奠基仪式。”王坚说。(国际先驱导报/晓德)

不能忘却的纪念

南京紫金山北麓的王家湾,1995年8月建立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纪念碑的周围,30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用中、俄、英三种文字镌刻着3304名航空烈士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生平业绩简介,其中,中国航空烈士880名,前苏联航空烈士236名,美国航空烈士2186名,韩国航空烈士2名。此次新发现的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

每天,清新的山风不断拂过秀美的山麓,在这片悲情的土地上穿梭,也同时沐浴着山上的所有生灵。永久陪伴着英雄们的群山碧绿而寂静,只有风儿在为他们轻轻地歌唱。

“我们久久地驻足在长眠于此的美国、中国、前苏联和韩国烈士的墓碑和姓名碑前,喃喃地念着他们的名字、碑文和事迹,想像着当年他们的出生入死,眼前早已是一片模糊。”2005年9月17日,一位上海的瞻仰者在墓碑前发出如是感慨。

从松沪会战到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那些出生入死的烈士,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而看过了《集结号》,也采访过这些为了寻找烈士姓名四处奔走的老人后,我渐渐能理解华建宁了。那天他对我说:“如果《集结号》拍摄抗日航空烈士,效果会更震撼!人家外国人图啥呢,到这里来把命搭上了,却连名字都找不到。”这种感觉,在随后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反复在我的心里碰撞着。

当万永熙老人将身体从深陷的沙发上挪起来,执意要给我煮面条作为午餐的时候,我才从老人的回忆中走出来。他就那样安静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从3岁讲到上初中、高中、大学,参加军训,差点随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丝毫不在意我是否在认真地倾听,甚至当我几次提到想看看他整理的美国抗日航空烈士原始资料时,他都这样回答我:“一会儿我给你拿,先听我给你说。”

就在我这次进行略显仓促的采访时,电影《集结号》的票房突破了1.8亿,冯小刚带着他的“九连”继续为后续票房摇旗呐喊,据说已经喊出了2.5亿的目标。而在河南洛阳,100多名网友自发地赶到被毁的烈士陵园,每人拿着一支白花默默地凭吊烈士的英灵。数天前,这个烈士陵园里的墓碑因为“改造”而被毁。

好消息与坏消息总是同时袭来。而这几年,有关烈士陵园或烈士墓的坏消息越来越多:艳舞跳进烈士陵园;烈士陵园成了垃圾场;为开发楼盘烈士陵园被迁往远郊……“为什么中国的烈士陵园没有尊严?”冯小刚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华建宁则告诉我,美军在二战后至今,仍有几万人没有找到,但他们还在找。“中国抗日战争牺牲了几百万将士,哪有名单啊,多数人都是‘无名’。”

有人说,是《集结号》唤醒了中国人的记忆。可是,当我们对历史的记忆需要一部电影来提示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面对这样一部动人心魄的电影,在2007年底的媒体“盘点”硝烟中,“集结号”的名字却更多出现在耸人听闻的标题里:备战奥运要“集结号”,节日促销也在吹“集结号”,而集结号本来的意义,却似乎已消失于无形。否则,我们又该怎么解释发生在洛阳烈士陵园的风波呢?

其实,还有很多故事限于篇幅无法都写在这组报道里。比如陈立诚老人告诉我,烈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本名叫陈天乐,一个原本乐观的人,在她二哥牺牲后更名为陈难。这是怎样的哀痛,才让一个女子起了这样一个充满悲情的名字?

面对采访,收集烈士名单的老人们都很谨慎,反复地问我采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太多的人生阅历,或许让他们都学会了谨小慎微。但当了解我的想法之后,老人的戒心又完全解除,甚至还主动地打电话给我。万永熙老人还将自己收集的抗日DVD光盘送给我做参考。王坚则告诉我,他们南京航空联谊会打算专门由一两个人负责对新闻媒体发布消息,因为就在《国际先驱导报》与他们联系期间,包括阳光卫视等媒体也在向他们了解情况。

立碑过程中曾经的坎坷经历,已经成为如烟的往事。“如果我们不做,以后不知道谁还会做这件事,但即使做了,也未必还能了解这么多的史料。”王坚甚至向我引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以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佐证。

他们的故事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在4000余个烈士名字背后,是一批老人十几年如一日的不懈寻找。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告慰烈士英灵,更是在为今人提供了一面记忆的镜子。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建立纪念碑、纪念馆,华人杰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在本报有些匆忙的采访过程中,华人杰的名字被多位采访对象反复提起:

参加过驼峰航线飞行,飞了90多次,当时很多人都摔死了,他活了下来;南京航空烈士公墓恢复后,他马上着手呼吁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为建立纪念碑拉来很多赞助,最后都给了南京。

其实,这位2001年病逝于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岗位上的老人,在他的儿子眼中,有着更为传奇的经历。

1941年 ,华人杰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一份资料显示,1944年底,他被◆南方局青年组确定为党的地下活动人员,承担为共产党传递文件、信件等特殊任务。在应征入伍后,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他担任“驼峰空运”C―46运输机副驾驶,一飞就是96个来回。

“为什么我父亲后来(在组织纪念抗日烈士上)比较活跃呢?因为当年他的地下党身份,更易为各方所接受。”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华建宁现在兼任的这个职务,此前一直是父亲在做。“父亲还是美国驼峰协会终身会员,每年驼峰开会他都去,飞虎队开会他也去。”

如今,华人杰晚年致力的工作,在儿子身上得以延续。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华建宁出面邀请了近百名美国老兵来华。“仅仅有回忆还是不够,希望能再多做一点事情。”华建宁说。

在有关抗日航空烈士的新闻中,王坚的名字出现得格外频繁。花白的头发,标志性的宽边眼镜,经常出现在陪同外国友人参观的画面里。作为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正是他在去年年底宣布了900多名烈士姓名被发现的消息。“一说到这些我就很感动,他们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的,不能被后人忘记啊。”王坚总是用最感性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对烈士的敬意。

谈到与航空的渊源,王坚说自己的妻舅曾参加香港“两航”起义。而他自己早期参加工作后一直任职于党委部门,先后在南京市委办公厅、政协等单位工作,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是后来曾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彭冲。

“彭冲对我们说,一个人在世上,要做几件对人民利益有好处的事。”十几年前,王坚找到了这样的事。“我是从要我干,到我要干。随着接触的增多,对于纪念抗日航空烈士这项工作的理解日益加深,就越觉得我们的民族精神是那么可贵,牺牲的烈士更加不应该忘记。”

在与王坚老人聊天过程中,他总是提及别人的名字,比如夏华老人,比如华建宁先生,比如航空联谊会的其他老同志对这项工作付出的努力。第二批美军烈士名单确认后,王坚和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专门发了两封感谢信,一是给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一是给美国空军史料研究院“两位没见过面的老先生”。“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王坚说。

1月5日下午,北京中关村一栋旧式的楼房里,万永熙老人安详地靠在椅子上,从房间里的摆设和背景,就可以看出这位老人与众不同的兴趣。电视频道多数时间锁定在凤凰卫视,各式飞机和轮船模型挂满了房间一侧的墙壁,几串佛珠和一张佛像,更衬托着一份静谧。

已经89岁高龄的老人,精神头好得令人惊奇。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在美军驻北平总部做过无线电维护的雇员,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培训,1948年被一纸调令召唤到南京,又因为被分配到武汉而悄悄利用地下党给的金条逃回了北平,1949年开国大典空军检阅时在南苑机场负责维护指挥电台,以确保参加阅兵的飞机分秒不差地经过天安门,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老人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并不如烟的往事。

“我之所以参与收集整理抗日烈士名单,是觉得应该给历史一个正名的机会。外国人到中国来帮着咱抗日,牺牲在中国,咱们不能再骂这些人吧。”万永熙一边从隔壁房间搬出厚厚的资料,一边直言不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国际先驱导报/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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