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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尸体丢野地喂狼: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

热度77票  浏览3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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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35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部下101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兰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101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兰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

你说鬼子怎么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把桥炸掉?因为傅老总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半夜我们就埋伏好了,电话线拖出去。后半夜傅老总一声令下,就打了。夜袭是35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一百多尺高,包头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天一亮鬼子援军就来了。隔着河一看,天,坦克铁甲车一大溜,不先把桥炸了这个仗没法打!

就是这样也不好打啊。五原打得一锅粥,鬼子急啦,炮弹打的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们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们。一交手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35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

我们辎重连跟师部走,一个山坡下面挖了几个洞子就是指挥部。炮弹吃了不少。军长的指挥部里面电话不断地响。傅总问能不能顶住,军长说没问题。

其实已经很有问题了,又伤了一个团长,就是后来守新保安的35军军长郭大麻子。郭大麻子抗战是好样的,带了伤也不下来,把军服脱了一个膀子,抡着大刀督战,退后者杀。其实没有退的,都是绥远本地的兵,家都让日本人占了。绥远的兵在老家打仗凶,有名的。一个师一共三个团,一天就伤了两个团长。不是弟兄们不能打,人不熊,枪熊,你一枪过去打不到他,他就给你一炮。本来两边河堤一边高的,打完仗一看这边矮了三尺多。那一仗功是32师的,101师打惨了。天亮了,这边河岸后边倒的一片土黄色,都是咱们的兵(傅作义的部队穿土黄色面军装)。傅总明白,给董军长请奖章。

那也没让他打过河来。

鬼子越打越多,第二天上午安北重炮联队也来了。炮弹炸的不分点,日本工兵在炮弹底下架浮桥。军长出来,说你盯着电话,我也上去了。他带着警卫连就上去了。

这个时候傅总的电话来了。我去接电话,傅总一听就问你们军长(应该是师长)呢?

我说军长上去了。傅总说王团长在不在,我说王团长伤了。郭团长呢?郭团长也伤了。

傅总没再问,把电话放了。

这时候军长派人下来,说如果傅总问他,就说他看弹药去了。

可是傅总再没有电话来。后来我才知道五原打得很紧,日本兵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拼着打。袁庆荣师长,跟傅总守涿州的,也挂花了。傅总身边的部队已经全调上去,他三番五次电话打过来,就是看101师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五原就不能打了。董军长心里明白,咬着牙也不说自己顶不住,蹲在战壕里顶着打。

军长都顶着打,当兵的还有什么说的,不就是一个死吗。

先是工兵连上去了,到下午我们辎重连也上去了。日本人的三座浮桥让军长指挥战防炮打掉了两座,有一座还是修过来,正顶在右边303团。303团的阵地不好,是个拐弯,两面挨打,日本人把照明弹往河岸上打,沙子地上都是火,人根本呆不住。第一天团长伤了,军长让宋团副代理团长,又负伤了,让武营长代理。师部的辎重兵、勤务兵都上去了,顶这个口子。这一仗,101师三个团伤了四个团长,就是多了一个宋团副。

那也不行,天黑的时候日本人就冲上来了,旁边的阵地让鬼子拿炮挡上,没法过来增援。就在这时候,后面忽然来了大队的骑兵,我想这回完喽,让小鬼子抄后路了。

没想到鬼子也冲骑兵打炮,这才明白是傅总派援军来了!

阵地上一片欢呼。

来的骑兵也真厉害,炮弹里面冲过来,把马卧倒了就顶着打。好多马没等跑到就给炸倒了,后面的接着上。这一阵子好打啊,把浮桥都给打着了,后面的上不来,总算是把鬼子气势压下去。

压下去也不服啊,活着的鬼子趴在河堤下面,往上扔手榴弹,我们就往下扔。我身边也趴了一个骑兵,我扔一个,他也跟着扔一个,可勇敢。断断续续打了一夜。等天亮时候军长召集敢死队上了刺刀干河堤下面的鬼子。他站起来,我一看――唉,原来是个蒙古大脚娘儿们啊!

早听说傅总身边有个蒙古骑兵旅,是三个反正的蒙古女王爷带来的,里面有不少女兵,傅总把她们都派上来了,那是真没人了。

咱不能还不如个娘儿们吧,我也端上刺刀就上去了……

赵老人指指胸肋的伤疤――就是这个,鬼子手榴弹崩的,差一点儿啊。杀红眼了,当时都不觉得疼。鬼子最后也有要缴枪的,让跟着过河的伪军给打死了,伪军怕我们杀他。

就那一天,五原打下来了,打死了一千多鬼子,三千多伪蒙军,鬼子俘虏抓了好几十。

姓赵的老者说完了两眼晶晶亮。

老人所说的董军长,就是傅作义部的名将董其武。当时他担任101师师长,此战后才担任暂四军军长。

打死的日本中将,即日本绥西警备队司令官水川一夫。台湾有资料说水川没有死在绥远,但资料不够权威,因为水川在日本是比较多的姓氏。《绥远抗战》的李潇潇导演在日本查到这位死在绥远的水川的有关资料,发现他本来不是军人,而是日本权威矿业专家,当时率领满蒙矿业调查团到绥西考察。在势力范围上,日本将绥远政务划给了伪蒙德王,为了获得他的支持,特别给水川一行临时授予了军衔。还有一个被打死的专家有少将军衔,一个是大佐,也是同理,都是为了便于他们的活动。所以水川死后日本陆军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中将。从我调查到的情况看,水川一夫是昭和13年日本贵族院的成员,绥远抗战中说他是日本皇族,应该没有错误。

老人大名赵全聚,山西宁武人,平反后得到“按革命退伍军人处理”的待遇,住在北京市女儿家,1992年病逝,葬于北京温泉公墓。他的命运最终迎来了转折,总算让人欣慰。

 

 

老人说的鬼子尸体丢在野地里喂狼,应该是指五原的日军和伪军,战斗到最后阶段,日军和伪蒙军,王英伪军纷纷突围逃走,或被傅军击毙,或因道路都被傅军控制,无粮无衣冻饿而毙。1958年大炼钢铁上山找矿,还有当地村民在砂石山洞中发现多具日军尸骸。尸体已经成为白骨,而兵器的零件依然可以动转自如,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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