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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给李宗仁烂摊子还不忘背后使坏

热度73票  浏览2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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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仁一登上“代总统”的宝座,就匆匆忙忙发表声明,为“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愿意与中共商谈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紧接着,他再给已在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去电:“邀请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同时致函章伯钧、张东荪,请求“赞助和平”;他还派出自己的特别助理甘介候去上海拜访“国母”宋庆龄,民盟在沪的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以及章土钊等人,请求参加斡旋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争端……

  宋庆龄以血压增高、医嘱谢绝见客为由,不接见南京的代表。

  张澜、黄炎培、罗隆基三人口径一致,严重声明:“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是站在革命的一边,决不当调人!”

  李宗仁闻报,心乱如麻。他深知不和谈绝无出路,为了进一步向中共表明企求和平的诚意,毅然于元月24日,发表“七大和平措施”: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撤销“戡乱建国总队”;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

  从陕北迁到河北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授权其发言人于元月25日通过新华社广播发表关于和平谈判的讲话……

  李宗仁惊喜得忙把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中心人物邵力子、张治中召来,兴冲冲地笑道:“中共终于回电了!”

  他忙命令秘书把中共的广播记录稿拿来,给邵力子、张治中过目。

  邵力子看罢,沉重地说:“这回答虽说是简单的很,但够得上‘义正词严’四个字。它首先重申了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主旨;接着要我们明白认识,必须负起发动内战的全部责任;第三是指南京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允许派出代表谈判并不等于承认这里的法统。”

  正说着,桌上电话铃响。李宗仁忙接过电话。他越听越紧张。当他听完报告,挂上电活,不由颓然跌坐在沙发里。张治中忙上前,正要问出了什么事情?李宗仁戚然地说:“糟透了!江北瓜州浦镇已经失守,镇江我军仓皇筑防,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太快了!”

  突然门口人声嘈杂,李宗仁又紧张起来了。

  卫士忙进来报告:“市民为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前来请愿……”

  李宗仁把脚一跺,骂道:“这些事也要找我?要他们找有关人员去吧!”卫士退出之后,邵力子沉重地说:“前方越来越糟,后方越来越乱,真把人急死了!”

  李宗仁忙安慰邵力子:“我决定由我的军队接收浦口与浦镇两地防务,调张淦第十三兵团接替李延年的第六兵团,第六兵团调至长江南岸阵地。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守住南京!”

  邵力子反而忧心忡忡地说:“代总统据长江打下去的做法,我斗胆上言,这样做恐怕不能获得对方的谅解!”

  “那你说怎么办?”李宗仁反问邵力子。

  张治中说:“要和就要真诚的和。”

  李宗仁强笑道:“和总要和的。白健生说得好:‘能战才能和’!”

  邵力子不再发表意见了。

  张治中却苦笑道:“但愿代总统创造出奇迹!”

  正当李宗仁召见邵力子、张治中的时候,已下野的蒋介石在溪口会见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开了一次小型的军事会议。

  蒋介石扫了众人一眼,自白道:“我虽然不干总统了,但我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虽然主要精力抓党务,要与种种腐败作斗争,重振当年的黄埔精神,但防守长江的大事我不能不管!我决定把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让白崇禧去管,四十个师的兵力;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他手指着顾祝同,“会后,你把作战方案送给白崇禧,命其执行,但湖口以东不必告之。”

  顾祝同点点头,心照不宣。

  蒋介石继续说:“京沪杭战区作战方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卫方针,最后坚守淞沪,待机反攻。”他示意汤恩伯,将江宁要塞大炮拆运上海,不能让李宗仁得知。他嘱咐道:“你在南京要经常控制一二百辆卡车,可以随时调派,把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沪杭。”

  汤恩伯连声应着:“是,是,一定遵命!”

  蒋介石为安抚众人,又弹起了老调:“我们要争取一年时间,麦克阿瑟已表示,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将大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起来,我们在盟军帮助下,也一定会打败共军!”

  何应钦装着洗耳恭听的神情,心里却叹道:“老头子又在说梦话了!”

  当蒋介石请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进餐的时候,远在南京的李宗仁独自在室内徘徊,苦苦琢磨如何答复中共发言人的谈话。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对策,忙把程思远召来,面授机宜。

  第二天――元月26日,南京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时间,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诿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之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以急不可待的口吻,“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不到三天,元月28日,中共发言人又发表谈话,通知南京政府:“……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并命令南京政府,“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先认真地做一件工作:立即动手逮捕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

  李宗仁读罢中共发言人的记录稿,木然地坐在沙发上扪心自问:这怎么办呢?李宗仁毕竟是李宗仁。他认为现在是他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直接对话的时候了。他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不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不与行政院长孙科商量,毅然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但“各项条件,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惟在谈判之前,不能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再次请求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

  此电发出后,震怒了溪口的蒋介石,即与孙科通话。第二天,孙科的行政院背着李宗仁全体撤到广州去了!

  蒋介石在溪口又与孙科通话。

  当孙科向他报告,按他的指示,行政院已在广州办公,蒋介石连声赞道:“好,好,好!”他再三嘱咐,“哲生兄,你可记着:你在南京时前前后后讲过好几次和平,现在你在广州一定要表示态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让李宗仁尝尝唱独脚戏的苦头!”

  “是是!”孙科连声应诺。

  蒋介石刚打完电话,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匆匆走来向他报告:“刚才李宗仁来电话,说南京军政费用均已枯竭,请总裁以剿共大局为重,拨给库存金银,以期提高士气,巩固军心……”

  蒋介石狞笑道:“李宗仁说得又可怜又好听,别理他!”

  蒋介石以命令的口吻对俞鸿钧说:“运台的金钞要加紧进行。”

  “是,是。”俞鸿钧胆怯地忙看了蒋介石一眼,“据现在的情况,央行保管的战时没收的珠宝恐怕运不走了!”

  “为什么?”蒋介石两眼盯着俞鸿钧。

  俞鸿钧回道:“这些珠宝在另一个仓库,李宗仁已派人看守。”

  蒋介石急问:“值多少钱?”

  “最多也不过两百万美元。”在俞鸿钧的眼里,这数字算不得什么,笑着说,“万一运不走,我看就算了!”

  蒋介石恨恨地说:“尽人事吧!最好让李宗仁一个铜板也摸不着!”

  俞鸿钧走后,坐在一旁的蒋经国劝道:“亚伯,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了?”蒋介石脸一沉,气愤地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对他们决不能手软!”

  正说着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慌慌忙忙走进来:“报告总裁,今天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惩办战犯的声明。”边说边呈上广播记录稿。

  蒋介石把记录稿往桌上一摔,恨恨地说:“无非是叫李宗仁逮捕我!”

  蒋经国忙把记录稿拿过来,迅速地看了一遍。

  蒋介石满脸铁青,两眼盯着儿子脸上的表情。

  蒋经国看出父亲很想知道中共发言人这次声明的内容,有意装出无所谓的神气,以此冲淡父亲紧张的心情,不慌不忙地说:“还是老一套。不过前次讲话是要李宗仁立即逮捕以亚伯为首的党国军政大员;这一次的声明,似乎语气和缓些,只要李宗仁防止亚伯逃跑就行了!”

  蒋介石听罢,怒不可遏,不由把手往南京方向一指,吼道:“我量他不敢!!”他立即命令俞济时:“你快给我向广州、上海挂电话,我要与孙科、邓文仪通话。”

  第二天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公开反对李宗仁关于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声明。第三天孙科又发表讲话:“现政府已迁穗办公,吾人应对过去重新检讨……共党所提出之惩办战犯一节,绝对不能接受……”紧接着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发表题为《和平与战争的发展》书面谈话,也推翻了李宗仁的声明,而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与共党周旋到底!”

  蒋介石闻报,得意地笑了!

  可李宗仁在南京痛苦极了,他仰天长叹:“这样四分五裂的烂摊子怎么和共产党和谈?共产党能相信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会有和谈诚意?”当然他很清楚孙科、邓文仪等人的背后是蒋介石。蒋介石使他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可恶极了!他一气之下,想把蒋介石甩掉,索性打出第三势力的旗号与中共和谈,但转念一想,在老蒋严密控制下的南京城,岂不是自讨杀身之祸!他左想右想,毫无办法,颓然地坐在那尊贵的皮转椅上两眼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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