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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对中国边疆的窥探:百年中国边疆危机

热度46票  浏览4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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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提出“外族盛衰连环论”,即唐朝的空前盛业,与外族相互间的攻守强弱密切相关;这一卓论将中国放到一个动态的政治力学结构中去研究,使人折服。外族盛衰在中国强盛时尚有如此影响,在中国衰落时,外力的强弱对局势的影响可想更大了。

不稳定均势:1840-1913

鸦片战争后,一向封闭自足的中国门户洞开,欧洲列强在英国炮舰打开的缝隙中蜂拥而入,激烈地争夺在华利益。他们在东亚的利益常常彼此冲突,以至于各驻华使节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时刻观察其余列强在中国的举动,不使之侵犯到本国在华利益;而中国的内政反不在观察的重点范围之内。尽管列强都毫无尊重中国本身力量的意愿,但这种互相提防、制约也使不管哪一个大国,如果想不顾他国在华利益,独自吞并中国,都要遭到其余列强的联合反对。

1870年前后世界发生一连串重大政治变局:德国/意大利的统一和兴起、美国内战、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改革内政,并将扩张矛头从欧洲移向东方;而英法则分别忙于巩固自己的殖民地及与新兴列强竞争。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平稳成功,免遭列强干涉,与这一时代给它的运气不无关系:列强都没有腾出手来打断这个遥远列岛上的改革措施。

这一时期中国则受困于残酷内战――太平天国战争死亡人数一般估计达2000万人。随后则是短暂的“同治中兴”和地方势力的兴起。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体制内改革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清王朝之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等到1880年代末,西欧列强完成欧洲的瓜分,俄国也已在1885完成对中亚的占领,现在轮到了中国。毫不奇怪,下一十年就成为列强在华激烈竞逐的时代,1890年代因而也是中国近代边疆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在19世纪末期,没有人怀疑列强会以更粗暴的手段对待中国。继甲午战争中令人沮丧地惨败于日本后,1898年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大灾年,接连向俄、英、德等过割让旅大、威海、九龙、胶州湾等地。在华的列强对了自身利益,进行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活动。德国为离间法俄同盟而支持俄国,而英国又支持德国1898年租借胶州湾,并且只要该地愈偏北,将愈“受英国人之欢迎”……“将使俄国独占华北沿海的局面宣告结束。”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过强,扶植日本,日本得到这一保证后,再无后顾之忧,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但战后不久,英国却出于遏制德国的目的,又于1907年与俄国结成同盟。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曾恰如其分地描述这一时期:

那几年(1895-98),北京的总理衙门简直变成了交易所、公证所,经常挤满了带着译员的外交官,一连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地在那里讨价还价,进行种种交易,核对和签署各项条约、协定、税率表、界桩和哨所清册等等,不时提高嗓门,“激动”起来,用五花八门的外交名词吓唬人,什么“郑重知照”、“严正声明”、“强烈要求”等等,目的在于以“严重后果”的前景使清朝官员产生“深刻印象”。(《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

这种喧闹犹如菜市场的场面,虽然都是因为分脏不均而引起的激烈争吵,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使列强都有所顾忌,难以骤然下手,例如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割占辽东,性子太急了,侵犯列强利益过快,俄德法三国就联合干涉,逼它把吞进去的再吐出来。其情形恰似一群恶汉各举刀叉瓜分蛋糕,彼此提防他人,如果有人切得过大过快,旁人立刻就要反制――虽然这种反制本身是因为他自己想吃蛋糕,但至少能保全相对还算完整的蛋糕,不至于切得太快。

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当时还不是一个受尊重的势力。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二天,法国驻柏林大使问德国人“美国将会怎么说?”后者回答道:“不会说什么的,要知道,他们既无海军,又无陆军。”德国人用欧洲的尺度来衡量美国,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1900年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在客观上是调和了一点列强在华的利益,这一政策构成此后百年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即不使该地区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力量。

当然,天真地指望“以夷制夷”也未必成功,因为互相冲突的列强利益也能自我调整。这一点在1907年尤为明显。这一年3月,日俄签署第一次密约,分别承认对方在朝鲜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不阻挠此种关系之继续发展”;6月又签定日法协定,相互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8月,英俄相互承认对方在西藏、阿富汗的利益,并就划分伊朗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

当时英、俄、日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私相划分势力范围,如果能予以协调交换,实不难胁迫中国政府承认。清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07年4月,清政府宣布将满洲改为行省,这是加强边疆戍守的一个明确信号。

接下来的数年内,时局大变。清王朝迅速崩溃。而英、俄虽然分别在西藏、新疆造成了牢固势力,最终却来不及巩固。民国成立后,一度想进军西藏,遭到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强烈反对和武力威吓,最后被迫取消;1913年10月,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强行攫取在西藏的利益。如果假以时日,英、俄不难像日本占领台湾、俄国占领外蒙那样,将西藏、新疆分离出去。然而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日美对立:1914-1945

对中国来说,一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欧洲列强势力在东亚的退潮――二战则使欧洲列强从东南亚、南亚退出;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则退出中东、非洲;势力逐步由远及近收缩回欧洲。邹谠认为一战后远东日美对立支配局势,是一个“根本变化”的力量组合,美国得以“公开实行它的远东政策”,而不必像以前那样担心遭到列强的反对――但日本也是如此,结果这种对立的加深必然带来均势的崩溃(《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一战前,德国本是对瓜分中国最积极、吃相最难看的一国,但它已遭到重创,它的眼光再回到东亚得等到1978年以后;英、法、意各国也无不把重心移回欧洲。最贪婪的俄国爆发革命,急于内部建设和备战,无意在东方挑起战争。一战的爆发,几乎是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解决了中国西部新疆、西藏的边疆危机,晚清时人恐怕很少能想到这两个边疆省份竟能幸免于瓜分的命运。拉铁摩尔曾说,民国时新疆汉人“不论是经济、政治或军事,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只是因为不太令人反感所以被接受”,如果俄国有扩张的积极愿望,新疆几乎必然步外蒙的后尘。

欧洲列强的削弱给中国西北、西南(以前对西南边疆最具威胁的法国也已遭重创)边疆带来了极难得的喘息时机,现在压力主要转向东部:因为继之兴起的日美两国都是太平洋国家,其势力主要从东部沿海向内伸入,这一点和英俄法有很大不同。

一战造成的列强衰落是中国的侥幸,但这一局势的巨变却也带来新的危险,因为日本从一战中得到的好处比中国还多。本来财政已极端恶化的日本,在战后取得德国在东亚的利益,并大发战争财,1914年日本还有11亿日元外债,到1920年就变成具有27亿日元债权的债权国。对它来说,一战简直是“天佑”的。列强退出中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使得日本“旁若无人地向那里出现的空白扩张其权益”(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

可以想见,如无一战,日本不可能采取独占中国的方案,那必定要遭到列强的疯狂反对。实际上,英法等国害怕日本参战会趁机夺取欧洲列强在东亚的殖民地,特别害怕日本在中国取得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在当时并不欢迎日本参战。1890年代末,在欧洲列强对华大肆扩张利益时,日本的表现一般来说是相当温和与克制的,至少顾忌列强的反应,但现在,它觉得可以放手大干了。

一战前,日本对中国局势的支配有限,在外资中的比例也不大,但到1918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占中国当年商品进口的43.5%,比第二、三位的英美两国加起来还多。而且日本的殖民、贸易活动,经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他性,遂造成美国的强烈不满;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又参与进攻西伯利亚,没捞到多少好处,却与苏联更结下深仇大恨。到二战时,日本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三个不可能的任务:击败美国、占领中国、与苏联为敌,这是它战略上的最大失败。如果没有一战东亚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日本得以逐步发展其势力,对它来说可能更有利。

日美的利益冲突,最初起自日俄战争以后,当时就有美国军官假想日美开战后三周内,日本25万陆军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登陆,沿太平洋的美国领土会落入日军手中并被日军封锁。但美国决策高层还不认为日本会这么疯狂,老罗斯福1904就曾说,日本如想称霸太平洋,就得击败英美荷海军,但这样“日本就要承担全部风险……很难设想日本竟会忽略这一点……各海军国家可能重创日本……摧毁日本的舰队并进而封锁日本列岛。”

191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Robert Lansing就曾说,“如果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将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困境”,那么美国就决不能允许这类事情的发生。他当时矛头所指主要就是日本。但日本的决策层显然认为欧洲列强的无法脱身是千载良机,决定值得冒险一博,结果却是惨败。而对于中国来说,不管美国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重要的是:它至少是近代列强中唯一一个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的大国。而日本的扩张又与其利益高度冲突,如果一战后占支配地位的是英国,在西藏扩张,则美国几乎不可能为此而与英国开战,因为它在西藏并无相关利益。中国自身力量的兴起,1945-1972

八年抗战艰苦卓绝,中国可说只是惨胜,但就大的局势来说,却有高度意义。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第一次不再公开受制于列强的外力,至少在名义上得以列为战后四大国之一了。

在日本及欧洲列强的势力都从东亚/东南亚退出后,中国看来在近代史上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机会:即重建中国在本地区的传统霸权。但这个巨人本身极度虚弱,在胜利后不久便陷入残烈的内战,而它不论有无重建地区霸权的意图,都是现在太平洋上唯一的支配势力美国所不能容许的。

由于现在美国成了唯一强大的外部势力,它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中国下一个最痛恨的帝国。双方的矛盾在朝鲜战争中达到最高潮,直到双方都了解到想压服对方不切实际或代价过高。这一相互妖魔化的憎恨情绪,毒害了之后20多年的两国关系,并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更难以和解。

幸好,中美两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这事实上是中美和解的基本前提。毛泽东的警觉性在中国近代史上当数首屈一指,对无法造成中国边疆危机的东南亚国家及西欧国家、甚至日本,他都愿意表现高度的忍让与和善,但对美苏两国,他可以说从未放松警惕,并决心不再使中国重新出现边疆危机。

苏联在完成国内建设后,自1950年代起表现出对外部事务的高度兴趣,插手中东、非洲、拉美、甚至东南亚的国际政治,这一些对多疑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对毛来说,无论对方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危及中国的边疆,他都要无情地予以反击。但他领导下的中国,这种对外患的戒备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反应过度的好战,反过来又使中国与周围国家关系紧张――但仅仅“紧张”还是比实实在在的受威胁和宰割好得多了。

尼克松访华前曾说,之所以他去北京而不是找第三地会面,原因之一是为了满足毛泽东的自尊心。也许这对中国人来说同样重要。即使是与美国作为盟友的二战时期,罗斯福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包含对中国本身力量的尊重。尼克松的访问,在这一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象征;同样,在中美建交后,东南亚各国及日本等纷纷与中国恢复外交,也暗示着美国对这些政权外交的支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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