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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孫中山為何會讓位給袁世凱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中國文史資料   发布者:楊波
热度99票  浏览27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1月18日 00:01
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終以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而落下了帷幕。當歷史的幕帳徐徐落下的時候,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立憲派都在為他們的這一選擇而歡欣鼓舞,只有當袁世凱稱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時候,他們才發現自己的選擇是如此的愚昧。從那時起,人們就開始進行反思:為什麼當時會把民國的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呢?對這一問題許多歷史學家都曾作過解釋,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愚以為,孫中山先生讓位給袁世凱,不是某一個人的主觀意願,有其複雜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本文試圖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來闡釋這一原因。
一、客觀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以後的國際國內形勢,呼喚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收拾局面,而此人非袁世凱莫屬。
武昌首義猝然發動,猝然成功,全國各地積極響應,不數月半壁江山易幟,革命形勢發展如此蓬勃,如此喜人,但是蓬勃之下掩蓋著混亂,歡喜之中浸透了憂慮。擺在國人眼前的景像是:“盜賊縱橫,土匪充斥,失業之民,全國皆是,焚燒劫掠,盜竊淫戮,商民之家,被其害者日必數起。”〔1〕“言外患則日逼南滿,俄涎蒙古也; 言內憂則會黨充塞,匪盜如毛也。再觀內部意見叢生,內訌可懼,四崩五裂,論之堪憂。嗚呼!天欲禍吾國乎?”〔2〕在這樣的環境下, 人們“每逢夜半,槍聲四起,睡不安忱,驚惶起坐。”〔3〕社會動盪,列強環伺;而革命尚未成功,清軍尚在眼前。軟弱的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個鐵腕人物來完成革命的任務——推翻滿清,同時又幫助他們穩定秩序,清除內亂,迅速統一內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誰能擔當這樣的重任呢?環顧海內,似乎只有袁世凱才是最佳人選。因為袁世凱手握重兵,位高權重。他在當時可以說是革命軍推翻滿清的頭號敵人,但在戰場上從來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今天最強大的敵人,明天也許就是最有力的盟友。袁世凱有轉變為革命軍盟友的可能嗎?應該說是有的。武昌起義之後,階級力量發生急劇變化,清朝的反動統治迅速土崩瓦解,統治階級內部迅速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之中。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始悟大勢已去,決非一人所能挽回,雖表面強為支持,而其中已有轉圜之意矣”〔4〕。於是對武昌起義由言剿改而言撫,由言撫進而言和,向革命黨人進行和平試探,應該說,在當時來說,袁世凱有轉變為革命軍盟友的可能性。
第二,袁世凱在清末“新政”中,政績頗著,得到了資產階級的信任和歡呼。
1905年7月2日,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後第一個奏請大清國實行立憲政體:“救亡非立憲不可,立憲非取法鄰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凱和張之洞聯合上奏:諸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咸趨實學。已經延續千年的封建專制的人才基礎——科舉考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10月23日,袁世凱又有奏章呈遞:請諭準大清國自造京張鐵路,並保派侯選道詹天佑先行查勘。這是中國第一條自力更生建造的鐵路。同時,在“新政”時他還曾編練新軍,並運用這支武裝力量,游刃於尖銳複雜的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矛盾之間,並把勢力滲透到朝野上下,成為中外推崇的“強人”。他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不遺餘力地推行“振興實業”、“獎勵工商”等政策,運用政權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現代企業為主幹的經濟基礎,並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礦、財政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革新,客觀上促成了直隸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洋洋大觀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資產階級的青睞。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與立憲派進一步建立了政治聯盟,為憲政改革而痛切陳詞於皇上,奔走策劃於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實行立憲改革,從而贏得資產階級的喝采,稱他為“偉哉”〔5〕。
1909年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使他在此後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資產階級產生袁世凱是清廷對立面的錯覺。更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狹隘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支配下,也把袁世凱視為“同種”與“異族”的清王朝區別開來。
正是由於以上諸多原因,使得社會各階層,包括資產階級的各階層,普遍產生了“非袁不可”的心理。
第三,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各階層“擁袁棄孫”的一致傾向,是孫中山讓位的一個客觀原因。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之間,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其選擇是一致的,那就是擁袁棄孫。
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先生並沒有急於回國。考慮到籌餉問題,他到各國遊說,希望給以支持。但待他回國時,西方各國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實。這樣孫先生是兩手空空回國,一個大洋也沒有要到。袁世凱出山南下之初,英國公使朱爾典就認為:“袁此行形質上雖係軍方,其實乃調和此事。以彼之聲望,或能設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亂民之要求滿意。”又說:“欲選一調和漢人者,除袁外,無更相宜而又為人信從者。”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孫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強承認,且以承認不平等條約為先,但仍遭到無理拒絕。日本和俄國政府密謀帶動各國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它們提出“只要日俄兩國能顯示出強硬態度,對中國共和政府不予承認,其他列強亦不會急於承認。”它們還攻擊孫中山“不知軍事”,實行“獨裁和寡頭政治”。另一方面,列強繼續承認和支持袁世凱支撐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領袖”。“現時孫之勁敵為袁,於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後之勝利,以底定中國者,亦唯袁一人而已”〔6〕。列強表示, 只有在袁世凱解決“南北爭端”後,才可能承認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脅迫革命黨人把國家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以換取列強對中國共和政體的承認。
列強如此,資產階級又怎樣呢?先看看立憲派的表現吧!
在辛亥革命爆發前半年,上海、廣東、漢口、天津四商會共推張謇晉京,洽談組織赴美遊歷報聘團事,同時向清廷進“最後的忠告”,張謇繞道彰德過訪袁世凱,一夕深談,達成默契。袁對張說:“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張謇對此感奮不已,滿意而去。張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資產階級立憲派對袁世凱深篤的政治感情和隱約的期待。武昌起義後四天,以立憲派為主體的江浙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就開始製定擁護袁世凱以收拾大局的計劃,即有名的“惜陰堂策劃”。他們一方面讓擁有實力的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以順應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國人心;另一方面則壓迫革命黨人交出政治權力,由袁世凱當共和政府的大總統。在他們的活動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會”作出決議:“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張謇電告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 一切通過。”
立憲派看好袁世凱,革命黨人也是如此,就連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以及汪精衛等也看好袁世凱。
汪精衛因武昌首義黨禁開放而出獄,他極力鼓吹擁袁反正的論調。他以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長的身份,壓制北方革命黨人的起義活動,強迫黨人隨他擁袁“以促成革命”。他還以“民黨代表”的名義,向袁世凱表示:“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7〕黃興雖然對袁世凱心存警惕,於11月9日特發出通知,要求各地查拿袁世凱派去的遊說之人,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寫信給袁世凱,稱“明公之才,高出興等”,“萬萬”籲懇他“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章太炎也把袁視為未來中國唯一適宜的統治者,主張“虛大總統以待北方之英,樹大元帥以順南軍之志”。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擁護袁世凱做總統,並曾對人說:“現在非新舊勢力合糅不可,正式大總統非袁公不克當此選。”〔8 〕孫中山先生在執行各省代表會議應允“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的妥協決議時,致電袁世凱表明“虛位以待之心”,“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在擔任臨時大總統後,面對荊棘叢生、動盪不寧的局勢,殫精竭力,窮於應付,頗感心有餘而力不足,遂認為“清帝退位,民國統一,彼此建設之事,自應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
既然資產階級各階層都擁袁棄孫,那麼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只是“順南軍之志”的應景之作,其目的不過是為袁世凱登上總統寶座而掃清障礙的政治預演罷了。客觀原因粗略地作如上闡述,但遠遠還不是事情的全部。
二、主觀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之時,革命黨人尚不具備掌握政權的思想準備,並且中華民國建立以後,認為只剩下建設民國的問題了,而產生功成身退的思想。
武昌起義猝然發起,猝然成功,而此前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是屢戰屢敗,可以說,辛亥武昌首義成功大大出乎革命黨人的預料,在混亂的局勢面前,革命黨人慌忙把領導權讓給了黎元洪。革命軍總司令黃興,也是擔心外人干涉,而把希望寄託在“素負全國重望”、能“顧全大局”的“雄才大略”的袁世凱身上,希望他能與革命軍一致行動,推翻滿清政府。那麼“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舉項城無疑”。襟懷雖然坦蕩,但也可以反映出革命黨人尚沒有一個足夠的思想認識,沒有一個成熟的組織政府的準備方案。於是,大權旁落也就成了自然的了。
第二,在同盟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當中,隨著中華民國的成立,革命黨人中有著這樣一種認識,那就是滿清已經推翻,民國已經建立,剩下的就是建設民國的問題了。孫中山宣稱:“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已達到,唯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9 〕把資產階級革命目標降低到僅推翻滿清的程度,忽視政權的建設,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此外,孫中山還提出了“借外債以興實業”,以及防止資本家壟斷的主張,醉心實業即民生,至於政權問題,似乎已是細枝末節〔10〕。此類觀點,在革命黨中大有市場,正好給袁世凱之流以可乘之機。當然,孫中山對袁世凱還是有警惕的,如1912年9月16日,在北京袁為孫餞別的宴會上,孫中山就曾警告袁世凱:“滿清幸已推翻,如雲國中革命從此告終,恐未必然。”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前,孫也試圖約束袁世凱,但流水落花,大勢已去。
第三,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尚不具備管理國家的政治經驗和才能。
孫中山作為革命黨人領袖,尚不具備國家領導人的聲望和素質。即使在同盟會內部,孫中山的領袖地位也不是絕對的、唯一的。這從多次倒孫風潮可以看出。孫中山回國以後,雖然作為革命派的領袖贏得了歡呼,但是在國內資產階級立憲派那裡,孫中山的形象卻與他們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用人標準不相符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的第二天,張謇便“與孫中山談政策”,得出的結論是“未知涯畔”四個字。〔11〕他們用傳統士大夫特有的排斥和傲慢的眼光審視孫中山,認為他的思想太膚淺了。“於中國四五千年之疆域、司法、政權因革損益之遞變,因旅外多年,不盡了澈;即各國政治風俗之源流,因日在奔波危難之中,亦未暇加以融合貫通。”資產階級立憲派需要的是具有傳統儒學知識分子特徵的領袖。這與革命初興,從傳統知識分子轉變過來的資產階級的戀舊情節有關,孫中山顯然不符合他們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贏得他們的尊重。同時,由於孫中山長年流浪海外,沒有執政的經驗,他所接觸的,主要是西方的那一套,並沒有和中國這個泱泱農業大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也就是說,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那麼資產階級對孫中山的批評,也就不是空穴來風,而有其自身的原因了。
從革命黨同盟會來說,可以說它還不具備領導全國的規模,還不成熟。同盟會自成立時,內部便始終貫穿著激烈的矛盾直至組織上的鬥爭,從組織自身削弱了革命黨的功能。並且革命黨人長年寓居海外,從事的多是些革命暴動和宣傳,對於如何管理組織一個國家,未曾多措意,更無實踐經驗。所以一回國,他們與長期宦海浮游的立憲派和其他新舊官僚相比,明顯缺乏政治經驗。黃興回國後,就“自愧學譾,無補平時”,認為袁世凱之才,“高出興等萬萬”,對領導國家缺乏自信,在袁世凱面前自慚不如。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流浪海外的職業革命者在初掌政權時,又怎比得上袁世凱這樣的盜世奸雄?臨時政府成立後,內外交困,捉襟見肘。如在中日合辦漢冶萍煤礦問題上,觸痛了資產階級及全國人民敏感的神經,引起了一致反對。對當時的臨時政府來說,只不過達到了“電報統一”,而並非實際統一。臨時政府面臨著鞏固政權、發展革命的艱鉅任務。而此時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同盟會,早已處於十分渙散狀態,即“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所以在當時“非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澄清宇內,底定中原”。面對這一動盪不安的局勢,孫大總統殫精竭慮,也只有窮於應付,頗有感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得發出“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繼此建設之事,自應讓熟有經驗之人”,“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的悲嘆。
總之,由於客觀形勢的召喚和主觀準備的不足,在歷史的合力作用下,而釀成孫中山先生讓位給袁世凱這一憾事,進而導致了辛亥革命一定意義上的失敗。
 
註釋:
〔1〕“評論”,1912年1月19日《申報》。
〔2〕1912年3月27日《民立報》。
〔3〕《共和危言》,1912年3月28日《申報》。
〔4〕廖少游:《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1912年版,第4頁。
〔5〕張謇:《張季子九錄·政聞卷》卷4,中華書局1931年版,第13頁。
〔6〕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八),第508頁。
〔7〕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15頁。
〔8〕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167頁。
〔9〕孫中山:《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總理全集·演講·關於三民主義》,第71頁。
〔10〕孫中山:《實行社會革命》,《總理全集·演講》上冊,第42、51頁。
〔11〕張謇:《張謇日記》,民國元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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