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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日章日记透露:1936年西安事变“被逼的”

热度91票  浏览14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1月30日 08:49

现存《汪日章日记》连头带尾有9年,即从1941年1月至1949年2月。但笔者在阅读时,意外地发现,这部日记中还夹杂有1936年的5天日记,以及汪日章写于1946年的回忆西安事变的文章——《十年前的回忆》。所以,这部日记还与1936年的西安事变牵上了关系。

逼出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军事重点就是围剿红军。所以《汪日章日记》所存1936年的5天日记中,有三天与“剿匪”有关。请看:

“匪窜晋,委座电张学良等派廿五师先渡河,并指示部署。电阎锡山,教以剿匪法。”(3月5日)

“委座电刘经扶、商震等关于剿匪调动军队事。”(3月7日)

“电刘经扶、关麟征构筑工事应注意之处。”(3月10日)

当年11月,蒋介石以避寿之名,赶往洛阳,其实是在洛阳作进一步的军事谋划。蒋当时有两套方案:一是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开赴陕北前线围剿红军,中央军则在后接应督战;二是张学良、杨虎城如不愿剿共,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入陕西、甘肃剿共。显然,这两套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坐火车前往西安,直接威逼张、杨所部剿共。蒋介石到达西安,不住西安城,而住临潼华清池(也是出于戒备考虑)。在临潼华清池,汪日章曾亲耳听到蒋、张之间的对话:

“有一次,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行‘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声斥责说:‘你这样,我要枪毙你!’愤怒的声音,室外都可以听到。当时,我就担心,这样逼下去总是不好的,会不会和张学良闹翻了?”

12月12日清晨,西安事变爆发。汪日章被枪声惊醒,他的房间就在蒋介石隔壁,“其窗户墙壁均为弹穿”。汪因躺在床上不动,所以毫发不损。

蒋介石被捉后,蒋的随从人员都被装入一辆卡车,直驶西安城。然后,被押入一座院落内,里面全是地铺,一律就地躺下。下午四时许,有人点名要把汪日章等四个级别较高的官员带往别处。汪当时感到凶多吉少,受惊不小。

1946年12月23日,汪日章写下了《十年前的回忆》一文,讲述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并留下了这样的感叹:西安事变“事先的计划布置,由事实的反映不难推知,当时空谷来风,大概已知其情,但总以为不至如此之甚。”显然,汪日章等人在事变前已有所戒备,但心理准备还是相当不足。

记录国民党溃败轨迹

身处政要之旁,使汪日章更容易看到国民党官僚体制中的弊端和官场的腐败。下面是他写于1941年5月10日的日记:

“与孙希文晤谈,并晚餐。谈目前行政组织及幕僚长均各不健全情形,甚详。有亡国现象,为之唏嘘。”

孙希文也是蒋侍从室内的重要文员。早在1941年,汪、孙两人已从国民党官僚体制中的弊端看到了败亡的危险。汪后面的日记则揭示了体制弊端和官场腐败的具体现象:

“环顾国内各机关办事效率往往互相抵消,人员仍为老朽之辈。政治路线不重经济,十余年来仍在政治上、人事上打圈子,社会恶势力藉以养成。人力、物力浪费于私人斗争。瞻念前途,不寒而栗。”(1944年2月4日)

“近来政府用人,多不学无术者。贪污败坏层出不穷,民间已少信仰。有言‘读书者不能做官,做官者不必读书’。充斥于仕途者,大率粗俗不堪之人、利欲熏心之人。则国何以治?人民将焉得安居而乐业乎?”(1945年1月21日)

“在宣铁吾家详谈国民党腐化,经济政策不合人民与时代要求。总的失败,似应亟起挽救之。”(194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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