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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在倫敦蒙難的兩個問題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民國春秋》1998年第三期   发布者:KUOMINTANG
热度109票  浏览15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1月18日 00:04
有關史書及文章敘及孫中山英國倫敦蒙難之事時,往往有不實之詞,有意回護孫中山。這不符合史家應該遵循的實事求是的原則。現據有關史料,對以下兩個問題予以澄清。
第一個問題是,孫中山是怎樣進使館的?
史家們在談到孫中山倫敦蒙難時,大多認為孫是被綁架進清駐英使館的,孫本人在《倫敦被難記》中也一再表白是被誘騙、挾持到使館的。其實他是大搖大擺地走進使館的。
1895年10月,孫中山領導廣州起義失敗後,逃亡海外,由香港過日本、檀香山、美國,於次年9月30日抵英國利物浦,當天乘火車赴倫敦。抵英後,他始終考慮著要去清使館的問題。《倫敦被難記》中記有:10月4日,他與康德黎夫婦等人一起吃飯時, 康“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為鄰,盍過訪之”。孫未開口,只是“相視而笑”。接著在拜訪他的另一位老師孟生博士時,則直截了當地問:“滿清駐英使臣是誰?”“你認為我去使館訪問任何人是明智的嗎?”孟生博士斷然答复:“不可如此!”師命難違,只好點頭稱是。
孫中山為什麼老是想著要去使館?主要原因有三點:
(一)倫敦不是他的終點站,還要轉巴黎,赴法國考察農桑。此事連清政府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孫到達舊金山時,跟踪的清吏在報告中說孫“前赴英法”。孫抵倫敦後,清駐英公使給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報告說他“將赴法”。因此,孫必須到清使館去詢問赴法國的簽證手續。
(二)孫流亡海外已一年,很想了解國內情況,特別關注清政府對廣州起義及他本人一案有何新的動向。《龔星使計擒孫文致總署總辦公函》說道,孫曾旁敲側擊地問過清駐英使館四等翻譯官鄧廷鏗:“我現在改西裝未曉內地行走有無關礙,請明指教。鄧答此事我無把握。”
(三)孫隻身在海外漂泊,十分孤獨,對祖國家鄉頗為思念,因此想找廣東人聚敘鄉誼。
鑑於以上三點,孫自有必要去清使館。
中山先生為闖使館,也是作了一些準備的,這主要是:
(一)認真研究了中英外交關係的有關文件。他說“欽差(指清駐英公使龔照璦——引者)在英無辦犯之權,中國與英國又無交犯之約,我早查明”。他研究的結果是,清使館在英國無權逮捕他,如抓他就違背國際公法,更無權辦他的罪,所以去使館清政府無可奈何他。
(二)改名換姓。馮自由說:孫中山在倫敦“改名陳文,字載之,寓克蘭旅館”。清使館秘書吳宗濂在《隨軺筆記》第二卷中也說,孫中山到使館時“自言姓陳,號載之”。孫中山以為公使館裡沒有人認識他,改名換姓後進去就萬無一失。
(三)以找老鄉,說鄉情為由進使館。在異國他鄉,找老鄉聊天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這裡還應該提到,中山先生有勇氣敢於闖使館。他膽量過人,且富於冒險精神。謝纘泰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孫逸仙看來是一個輕率的莽漢”,他會“不惜冒生命危險”,“他以為自己沒有什麼幹不了的”。如果沒有這種冒險精神和非凡的勇氣,他就不可能創立興中會,提出民主革命的綱領,更不會提出只要100 人就可拿下廣州城的冒險軍事計劃。所以,孫敢於去使館,與他這種特有的勇氣和性格是分不開的。
10月10日,孫中山在認真思索和準備的基礎上,終於鼓起勇氣,朝著清使館走去了。在使館門口遇到館中專學造炮的學生宋芝田,問道:“有無粵人在署?”宋答:“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英文四等翻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孫中山在異國他鄉“遇同鄉分外愜意”。《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詳細記述了這次談話:“鄧廷鏗出見問其姓名,答以姓陳,號載之。問其到英何事,答前來游歷,但已遊數日,各處均得以大概,惟行宮不能任人遊玩,閣下可設法令我一觀其盛否?鄧雲可設法往遊。孫問英國有廣東人否?答有,均在海口。孫問可帶見否?答可以,遂定翌日同赴海口此約。”
鄧廷鏗是廣東三水縣人,中山先生在廣州行醫時曾與他有一面之雅,但雙方都不知對方的姓名,所以兩人在使館見到格外親熱。十分遺憾的是,孫細中有粗,在談話快結束時,他伸出手,露出金表看時間時,鄧抓住孫的手觀賞金表,以現表上刻有英文拼切的“孫”字,恍然大悟,但不動聲色。可悲的是,中山先生並未意識到這個問題。
孫告辭後,風雲突變,鄧廷鏗“急密告仙舟(使館職員龔心湛的號,公使龔照璦的侄兒——引者)轉禀星使(指公使龔照璦——引者),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拿”。
這是孫中山第一次去清使館的情形。
第二天上午,孫中山又興沖衝大步跨進了使館。他哪裡知道,使館上下已作好捉拿他的準備。《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又記道:“初五日(即陽曆10月11日—引者),孫於早晨十一點鐘到署,並在署早飯,擬赴海口。鄧雲兩點鐘方可以去,即帶見馬參贊,告以曾在曾文正公幕府。孫云前洪秀全得地之後何以不能自守?馬答曰凡反叛得地不善佈置政體即不能自守。孫云中日之役,華兵潰敗如此,實為可慘,殆因不重洋務之故。現今中國重洋務者惟李中堂(李鴻章——引者)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變華諒可不致如此。鄧云爾曾晉謁中堂否?孫曰去過一次,與羅稷臣相見。據云中堂不願見我,蓋因改裝剪辮之故。此次中國之敗,若在別國,必早變民主。鄧雲天下事不必深談,可到別處房間看看,即帶其上第二層樓,順路過隨員李盛鐘臥房與李相見。……適參贊馬來問鄧譯件,鄧告以在三樓上,隨帶孫同往樓上。此時樓上房子已備齊全,引孫入房。馬、鄧二員一立在門內,一立在門外,比孫入房即將房門閉上,外面加鎖。馬參贊開口雲,爾非姓陳,爾之金表內刊孫文二字,爾定是孫文。現奉欽差之諭將你扣留,問你在廣東所作何事,現正電告總署,必俟總署回電方能放出。你但安居在此房,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許出門,如要看書均可取來。此將孫文引上樓房扣留之詳細情形也。斯時,馬出來,鄧進去問:你是孫文,號逸仙,再號帝像,字載之否?孫低頭不答,惟雲:可准我回客棧然後再來或與人同去否?鄧答:“皆不能準。
附圖(略)
可見,孫中山第一次到使館是親自登門拜訪同鄉,第二次到使館是應約而去,亦是自己走上門的。兩次到使館均無誘騙、挾持、綁架進去之事。
關於這一點,還有很多史料可以說明,現略舉幾條:
如清駐英公使龔照璦在囚禁孫中山的當天,給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密電中說:“孫已到英國,前已電達,頃該犯來使館。”這裡說得很清楚,是孫中山自己去使館的。
又如,《倫敦被難記》所附馬格里致《泰晤士報》中寫有:“貴報引土耳其使臣在倫敦誘阿摩尼亞人事為佐證,殊不知本案並無所謂誘劫,彼原名孫文,偽名孫逸仙,所供之辭,如謂捕於道途,被挾入使館等語,皆至不足信者也。孫逸仙之至使館,係出已意,且為使館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來在禮拜六日,即十月十號。二次之來在禮拜日,即十月十一號。”孫中山被釋放後,曾對馬格里此文發表過評論,除對文中所說原名、偽名等用語不妥加以批評外,對其他各點未置異議,特別是對兩次去使館的事實並未否定。
再如,孫中山也多次承認是自己到使館去的。孫中山在被拘禁的第二天上午(10月12日),他對鄧廷鏗說:“欽差留我有何主意?我昨夜三思此地乃係英國,欽差在此斷難致我之罪。否則我亦不自來署。”孫十分明確是“自來署”。10月15日,孫中山在與鄧的談話中亦承認自己“親詣使館”。回國後,他向陳少白誇說,在倫敦時每天都到使館去;對戴季陶、胡漢民則說,是他自己走進使館去的。
以上一切都表明,是孫中山自己冒險闖進使館去的,而絕無綁架、挾持之事。
第二個問題是,孫中山對清政府妥協。
孫在早期的革命活動中,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他曾向清廷妥協,寫下其“乞其相宥”書。過去,史家們大多迴避這個問題,為尊者諱。我認為,應實事求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中山先生被幽禁清使館後,為爭取自身的自由進行了種種鬥爭。他曾從國際公法的角度提醒使館注意:“此為英國,非中國,公等將何以處吾?按諸國際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將予被逮事聞於英政府,予意英政府未必肯遽從所請也。”但使館以“吾儕不請於英政府,為正式之受授”相答。
孫也多次寫字條給康德黎老師設法營救,請英僕柯爾等人幫助送出去。但沒有實現,這些字條都落到使館參贊馬格里手中。
後來,他又將寫好的請營救的字條向窗外擲,亦未能擲得出去。
孫在此情況下頗感絕望。他在《倫敦被難記》中自述道:“是時,予想望已絕,惟有坐以待斃而已。”
10月14日,正當孫感到走頭無路時,清使館翻譯官鄧廷鏗奉公使之命來到孫囚室,與孫談話。《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有如下記載:
鄧誘導孫說:“我以公事扣你,若論私情,你我同鄉,如有黑白不分,被人欺你之處,何妨將此事細微曲折一一告我。倘有一線可原之路,我亦可念同鄉之誼,代求欽差為你伸雪,你亦可回籍再謀生業。況廣東近事(指廣州起義——引者),我亦略知,且聽你說,看與人言合否?”
孫答:“事可明言,但不知欽差願意排解否?”
鄧雲:“欽差最喜替人伸冤,只要將實情說出,我必竭力代求。”
孫真的以為鄧願幫忙,即說:“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鄧雲:“請說,不可亂言。”
於是,孫說了一些廣州起義的有關情況。
10月15日下午,鄧廷鏗又來到孫中山的房間。孫把他當救星看待。《倫敦被難記》說:“予乃叩以尚有一線生機否?”鄧對曰:“生機正是未絕,特君必須遵我命而行,慎毋再誤。”於是鄧“乃勸予致書公使,乞其相宥。予從之。”鄧見孫已同意,即“命西僕柯爾將紙筆墨水至”。孫認為,“上書公使宜用漢文,未便作西文”,要求用中國文具。鄧說:用英文寫為好,“蓋此間大權均操諸馬凱尼之手,公使不過坐擁虛名而已。君此書,宜畀馬凱尼也”。孫握筆準備寫時,即問:“書中宜如何措辭?”鄧也一一指點。於是,孫很快寫就了乞求相宥書:“謂身系良民,並非逆黨,徒以華官誣陷,至被嫌疑,因親詣使館,意在籲求伸雪。”孫寫好後即折疊交給鄧,鄧立即揣進懷裡,轉交給馬格里。
儘管孫中山離開清使館後一如既往,堅持革命,但是,他在清使館書寫“乞其相宥”書,這在他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不能不說是一個無可抹煞的錯誤。自然,這不影響孫中山作為中國革命先行者的偉大。
是什麼原因使孫中山在思想上發生了波動?他在《倫敦被難記》中有一個說明:予此舉實墮唐某(指鄧廷鏗——引者)之奸計,可謂其愚已甚。蓋書中有親詣公使館籲求伸雪等語,是豈非授以口實,謂予之至使館乃出自己願,而非由誘劫耶?雖然,人當墮落深淵之際,苟有毫髮可資憑藉,即不惜攀以登,更何暇從容審擇耶?更何能辨其為愚弄否耶?”在這段文字中,中山先生承認中了鄧廷鏗之“奸計”,承認自己“其愚已甚”。也承認在求生無望的險惡環境下,只要有一線生機,都是不會輕易放過的,總是會“不惜攀以登”的。所以,當鄧廷鏗在公使的指使下,虛情假意地給他一點生的想頭,讓他招供時,他就“致書公使,乞其相宥”。孫中山也曾坦然地說過:“我這樣做,因為我考慮到這是我得以離開那裡的唯一途徑。”由這話看來,寫下“乞其相宥”書,也是孫中山的一條脫身之計。
寫下以上看法,供治辛亥革命史者及孫中山傳記作者參考,並希望引起討論。
 
 
(資料來源:《民國春秋》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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