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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塞斯库:东欧剧变中最悲惨的一个领导人

热度99票  浏览18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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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上帝似乎有意把它设置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多事之秋。波党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团结工会合法化、进行议会大选的协议。在选举中,波党下台,团结工会获胜,着手重组政府。民主德国政局动荡,经济几近崩溃,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拆除“柏林墙”;。这一年,成为了一个致命的分界线,一边是共产运动蓬勃发展、开花结果的时期,另一边是这种新兴的国家逻辑在实践中宣告失败最终走向破产的时期。

在90年代发生政变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一个独特的国家,它一度摆脱了苏联老大哥的束缚,甚至不把后者放在眼里,与其它为苏联马首是瞻的“社会主义兄弟”相比,它曾彰显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特异气质,但是最后,它终究逃脱不了高度集权的悲剧。最终,愤怒的人们把依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反动政权踩在了脚底下。这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

下面的资料可以在《辞海》、《世界地理大全》中找到。罗马尼亚,欧洲东南部国家,面积为23.75万平方公里,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北和东北与乌克兰、摩尔多瓦接壤,西北与匈牙利为邻,西南与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相界,南依保加利亚,东南临黑海。境内平原、山地、丘陵各占约1/3的国土面积。喀尔巴阡山脉以半环形盘踞中部,西为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以东为摩尔多瓦丘陵,以南为瓦拉几亚平原,东南为多布罗加丘陵。大陆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夏季暖热,冬季寒冷,年平均气温10℃左右,年降水量大部分地区为600―800毫米,东南部在500毫米以下。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适合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红军进入罗马尼亚,一面帮助罗马尼亚共产党发动反法西斯武装起义,一面在这块温润的东欧大地上播下共产主义的种子。1947年12月30,罗马尼亚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1948年2月,罗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合并代表大会上,曾经五度入狱的反法西斯英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之后,他以党政负责人的双重身份参与制定罗马尼亚农业合作化纲要工作。1954年,齐奥塞斯库顺利地进入中央书记处,在罗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年后,年仅47岁的齐奥塞斯库开始担任中央第一书记。1974年3月,他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此时,他还兼任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科学院名誉院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这个曾经坐在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偶像,这个毫无瑕疵的“国父”却在1989年12月25日被沦为阶下囚,被自己的士兵乱枪打死在加勒斯特市的郊外,留给了历史一具布满弹孔的肮脏而丑陋的躯体。

在权力泛滥毫无节制的国家,像齐奥塞斯库这种“农民的儿子”最后被“双规”的悲喜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不是对某种制度的辛辣讽刺吗?在罗马尼亚建立新政权之初,齐奥塞斯库积极投入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中去,他工作非常卖力,经常到部队里去慰问即将开往前线的青年,他还到工厂鼓励坚守在生产岗位上的工人努力增加生产。到达权力的顶峰后,齐奥塞斯库不像其它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苏联言听计从。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在感到社会主义受到威胁时,有权对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进行干涉。1968年8月,华约五国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齐奥塞斯库断然拒绝参加此次对捷的入侵,在华约军队入捷的第二天,演讲天才齐奥塞斯库就在布加勒斯特共和国宫广场召开会议,严厉谴责苏联的暴行:“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 …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践踏别国的自由和独立,是不堪设想的。武装干涉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事务的念头,是毫无道理的,是不能被允许的。”在齐奥塞斯库高昂而洪亮的语调中,热情的罗马尼亚人民大批大批地走上街头,高呼“坚决捍卫祖国”,他们被齐奥塞斯库不畏强暴的正义言行深深感动。于是,“齐奥塞斯库时代”悄悄地来临了。

解放前的罗马尼亚可谓一片狼藉,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8.6%,工业及不发达。齐奥塞斯库执政后,开始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经过十年奋战,正如社会主义国家都喜欢“翻番”那样:罗马尼亚的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国民总产值翻了两番;工业总产值翻了三番。翻完番后,罗马尼亚在经济建设和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国际威望提升,保证了在对苏关系上的自主性。这时,有人见风使舵,立即提出了“齐奥塞斯库时代”,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作为一国之首,他开始飘飘然了。齐奥塞斯库开始着手组建家族王朝,强化党政一体的机制。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齐奥塞斯库的话成为了圣旨,报纸要登载,官员要熟记,谁敢说不,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秘密警察散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几乎深入到公民的每个毛孔。在窒息的空气中,压抑的罗马尼亚人大批外逃,无数穷困不堪的农民企图越过边境,但都被军警打死在罗境内。独裁者的最终结局只能是众叛亲离,曾与齐奥塞斯库同生共死的战友都相继离开了他,1978年,内务部部长级国务秘书扬帕切帕叛逃国外。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80年代之后,罗马尼亚的国民经济衰退,农业发展迟缓,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有人开始提出批评,甚至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秘密组织。面对一个即将沸腾的火山口,齐奥塞斯库没有去疏通,而是采用了堵的暴行。1986年之后,内务部规定,平时居民不能和任何外国人交流;任何批评齐氏政权的人都要遭到逮捕,甚至拥有私人打字机也需到警察局备案登记。诗人德什柳向记者谈话指责齐奥塞斯库搞独裁统治,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当局不允许他给别人通电话。暴力机关采用最恶劣的手段监禁、毒打提出意见的人。一些知识分子和游行的工人离奇失踪。大清洗、个人迷信、绝对权威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齐奥塞斯库以“国父”自居,利用罗马尼亚所用的宣传机器大肆歌颂自己,“神人”、“完美无缺的天才”,一切歌颂上帝的词汇都被用在了齐奥塞斯库身上。任何一个专制王朝,在临死前都要强化专制的思想文化统治,都会演绎一番奢侈豪华的“最后的晚餐”。沉重的外债和严峻的经济形式已经让人们不堪重负,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齐奥塞斯库却悠哉游哉地生活在他的“皇宫”中:豪华的私人游泳池,网球场,健身中心,别墅,足以让无数他国的总统羡慕不已。原先和罗马尼亚有过外交关系的国家纷纷出来指责齐奥塞斯库,美国对其进行经济制裁,逼罗马尼亚在“人权”问题上让步。欧洲共同体也中断了和罗马尼亚的贸易往来。

齐奥塞斯库仍然顽固地防守着自己的独裁政体,并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同胞的枪口上。1989年,维护少数民族利益拉斯特神父被开除公职,以此为导火线,罗马尼亚全国上下站起来了,他们打着“罗马尼亚人,觉醒吧!”和“打到齐奥塞斯库”的标语在街上游行,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支持国内的民主运动。面对愤怒的群众,齐奥塞斯库非常恼火,他三番五次命令指挥镇压的官员下达开枪命令:“应该开枪打到他们,一个也不放过,要彻底消灭。”但一切都结束了,齐奥塞斯库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经弄得天怒人怨。在第一次血腥镇压示威者后,起义的火苗延展得更加宽阔。齐奥塞斯库知道大势已去,带着夫人仓皇而逃,当他们来到机场准备乘飞机外逃时,发现机场已被封锁。12月23日,人民同一阵线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电视台宣布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的消息。两天后,特别军事法庭宣布了齐奥塞斯库的五大罪状:大屠杀,受害者6万多人;破坏国家政权;破环公共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凭借存在外国银行的10多亿美元企图潜逃。立即执行死刑,愤怒的子弹呼啸着奔向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罗马尼亚人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

《圣经马太福音》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齐奥塞斯库从“罗马尼亚天空上的一颗恒星”陨落为一个人民公敌,这既是他个人的堕落,也是人类历史上新兴政制的堕落。当我们用人性、良知等词语去审判历史上的独裁者时,往往受益匪浅,有多少人进而相信人性胜过相信律法。中国几千年反反复复的以新专制代替旧专制的悲惨模式就是相信人性善的恶果。历史又毫不吝惜地用一个又一个事实告诫后人,权力只能使人变坏,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之初,就在防止权力异化人上做足了文章。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就职演讲中说:“国家的政策将奠定于个人道德纯净并且始终如一的原则之上,而且,自由政府的卓越体现在它的所有优点之中,而这些优点不仅得到本国人民的爱戴,同时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除了托付你们关照的一般事务外,宪法第五条所赋予的临时权的执行范围,将由你们的判断力去决定它在现有法令下的权宜性,即根据反对这个制度的理由,或根据产生反对意见的不满程度。”华盛顿在这里没有向他尊敬的美国公民开“空头支票”,美国宪法修改条款在1791年12月经足够的州联合签署后正式生效,以最崇高的形式保障了民众能够获得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权利法案”。华盛顿为自己的国家献出了毕生精力,他在第二期满后,拒绝连任,退隐到忙特弗农的农场老家。于1799年12月染病离世。华盛顿之后,宪法“拜物教”的光荣传统就在美利坚扎下了根,正如第一位进驻白宫的约翰亚当斯所说:“在我执掌政府期间,若企图或故意触犯法律,除承受宪法惩罚外,还接受在现在这个庄严的仪式(就职演说)中所有见证人的严厉谴责。”一届又一届的总统进驻白宫,又带着人们的尊敬离开,与其相信他们天生都有一颗善良的心灵,不如相信他们在庄严而又令人敬畏的制度面前都有一颗谦卑的心灵。齐奥塞斯库们与美国总统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人格,而在于他们所栖身的制度。

在东欧剧变中,齐奥塞斯库是结局最悲惨的一个领导人。他的命运充斥着“前因后果”的逻辑,他的个体遭遇又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罗马尼亚人对民主的追求浸染着慷慨悲凉的色彩,让后来人不禁望“民主”生畏。民主难道必须用暴力换取吗?前苏联用事实告诉了人们。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和平地解决了苏俄共产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换,这说明,用和平演变的形式来解决专制向民主的最后过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中国人永远停留在八九年,对现实政治缺乏理性思考,顾作惊人语,今天“自由主义”谈得头头是道,明天“新左派”谈得天花乱坠,那我们的民族永远只能原地踏步。有学者指出:“我们无须鼓吹暴力,更无须把暴力革命当作民主革命的唯一方式。我们只需要坚持民主政治的理念,坚定民主制度必将取代专制制度的信念,坚持一切可能的努力,只要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同样不采取欺骗和暴力的方式,在人民的推动、甚至是迫动下,愿意逐步完成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我们都应该在不求激进与不算旧账的总前提下,为了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福祉,而采用非暴力的形式,将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如果当代的专制统治者们,其对暴力镇压、暴力抗拒直至暴力反扑的迷信仍然冥顽不灵,则来自人民非自愿的暴力,即被迫产生的、并且同样是理性的人民革命暴力,一定依然会和民主革命的既定目标紧密连接在一起,为民主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而牺牲奋斗,并且在所不惜。”

当代中国民众的话语自由权虽然极有限,但是,人们可以选择说出来。哈维尔在《政治与良心》一文中指出:“政治是人的政治,而不是机构的政治。政治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一个命题。并非偶然的,这种充满希望的政治非得建立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的基础之上,处于‘日常规则’之中,我们必须得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能看见星星。”替天行道,什么是道?这才是道。哈维尔们和齐奥塞斯库身上的九十九个弹孔,让我相信人性中善的那部分尚未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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