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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找时的中朝矛盾:国家主权要服从共同利益

热度215票  浏览88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8月12日 23:49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至于对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望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 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

  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 ”;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 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二、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 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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