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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力纷争 地方势力膨胀

热度104票  浏览191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7日 18:34

  显赫一时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时间内被摧毁,这实在是令人困惑:秦本是一边陲小国能够在春秋战国经历磨难生存下来,却为什么会在执掌政权的大背景下走向历史的终结呢?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它“其亡也速”的命运呢?对此,历代多有说辞。一般认为秦残酷的刑法及其暴政摧毁了秦王朝的大厦。其依据来源有时人陈胜、吴广“伐无道,诛暴秦”的亟呼,有贾谊笔下秦“以暴虐为天下始”,有“劳罢者不得休息,饥饿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毫无例外地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以儒家惯有的思维方式认知秦王朝,有失偏颇,不足以让人信服。这是实情还是后世儒家对秦王朝焚书坑儒不满而肆意污蔑?杜牧笔下的阿房宫何等华丽,但时至今日,对于阿房宫是否存在仍旧有疑惑。我们何不将之视为秦是在一个“毁则日增其丑”的特殊环境中经过历史的层层积累才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历史上改朝换代时都喜欢这种伎俩,“新朝出自旧朝,不痛斥前朝之非,则难显示当朝之是”。即使果真“苛政猛于虎”,这也并非秦所特有的专利,历朝一家哭、一路哭的彼彼皆是。为什么别的朝代可以相安无事下去,惟独秦难逃二世而亡的命运呢?“在历史上,二世帝王时出现政治危机是屡见不鲜的”,“二世皇帝的政治危机并不限于秦朝,二世时期能否很好地审时度势,驾驭政局,度过危机,对王朝的安危与盛衰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将一个帝国的崩溃简单归结为暴政,即“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说服力不强。秦朝的速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秦王朝的瓦解是上、下两方面开始的,在农民起义爆发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混乱不堪了,秦二世的暴政加速了政权内部的瓦解”。大泽乡起义之初,这仅仅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帝国屯戍兵兵变,还不值得统治者去顾忌。统治者最担心的是朝廷内部人员,即“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陈胜、吴广利用统治者的这种心理,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从当时的情况看,形势发展相当好,不过秦一统天下已有多年还未到民心尽失、上下摈弃的地步,追随响应起义的多是山东六国旧贵族势力。毕竟“始皇帝吞并六国之后,进而废置各国的王室和封建贵族,并由秦国的官僚处理政事,这项激烈的措施使得这些牺牲者感到难以忍受之苦,这些强硬作风使他们因敏感地感受到失去独立而更加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六国贵族并未从心理上接受秦的统治,他们待机准备夺回失去的政权”。秦以耕战立国,关中一带是秦的立国根本。虽然说“整个秦帝国的军事布防,成一轻一重的格局,不仅内郡空虚,秦帝国本土--关中地区的防务也松懈下来”,但贸然进逼咸阳,不免在戏水一战中被秦京师军大败。随着朝廷对各路起义军的渐次平定,原本深层次隐藏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朝廷上下无人忧心国事,人人为爵禄奔波,在内耗中削弱了秦的统治力量,凝聚力的丧失最终将整个王朝给真正葬送了。

  一、中央权力中心纷争不断

  秦国兼并六国,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何对这样一个国家进行治理对秦王朝统治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况且又没有可以借鉴的治国经验”,对此,统治集团内部两次在廷议上就此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热点日益集中在行分封还是行郡县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权力角逐上无论君主、贵族、官吏都希望形势能够朝着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尽管最后这次争论以在全国行郡县来结束,但集团内部的分裂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1、君主对军功贵族的猜忌

  面对权力的诱惑,身处权力中心的人有着比旁人更强的渴求欲和占有欲,他们十分热衷于权力,在对权力究竟进行如何上一直被困扰着。商周时的分封,可以使每个贵族在各自的势力范围独享权力,但谁有满足于所有,于是便出现晋国六卿、齐国田常那样的弑君夺权的人,这无疑是君主的噩梦,极度的不安全感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任用自己所信任的人来担当要职而不再给予分封,造成大量的非世袭职业文官阶层作为自己向贵族讨取权力的后盾。在与君主权力角逐中败北的贵族日渐退出国家行政管理的舞台,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适应环境走上了以军功起家的步子。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失去权势的贵族开始在军队中站稳脚跟,从而形成君主日益离不开的军功贵族集团。在有山东六国存在的情况下,有心病的君主与贵族达成暂时的妥协,君主不会动摇贵族在军队中的权势,你们过去失去的东西可以在对山东六国的征伐中要回来。但征伐的越多,功劳的越重也会给君主以不安的心理,“功到雄奇即罪名”。当秦一统后在廷议讨论治国之策“群臣皆以为便”时,始皇帝却力排众议地支持李斯郡县制的主张。原因无它,李斯说出了始皇帝心中最想说却又不好说的话。始皇帝希望经过这件事让群臣明白一个道理:究竟谁才是这个帝国的主宰?君臣共治早就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了,它现在不会存在,将来也不会发生。我之所以要将这事放在朝堂上廷议是顾全你们的颜面,但君主独裁的本质将不会改变。军功贵族也看到了这点却只能忍气吞声。君主虽然获得全盘胜利,面对这些功臣也不得不表示安慰,作出些让步,封了些功臣为侯,如王翦封武成侯,王贲封通武侯,赵亥为建成侯。在每次出游刻石铭功上也总是让武将排在文臣前面,以示君主没有忘记你们的赫赫战功,满足贵族的虚荣心。始皇帝深知要想君权不会旁落,就要会平衡各方的势力,君主才是最大的赢家。

  秦二世即位后,这种权力的平衡遭到了破坏,“由于秦二世在秦国并无尺寸之功,靠着沙丘政变登上君位,不但缺乏应有的政治威信,而且缺乏应有的政治磨练,其社会认识更无法与其父秦始皇曾经的雄才大略相提并论”。对于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人即位,当然不会让军功贵族心悦诚服,何况他们心中早就有了皇位的继承人选。扶苏从未被秦始皇立为太子,但以他们熟知的秦国的历代君主王位传承来看,王位都始终遵循着立嗣以长的传统,所以当扶苏被贬到上郡作监军时,他们视之为秦始皇对扶苏将来作皇帝的历练。可现在素来为军功贵族所轻视的几个人以阴谋的方式非法的手段篡夺政权,并开启滥杀功臣的先例,这是不能容忍的。同样对秦二世而言,“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自己总是在担惊受怕里生活,但自小耳闻目睹潜移默化中全是皇权至上、惟我独尊的观念,使他意识到既然这些人全是自己继承皇位的威胁者,要想生存就只能铲除他们。二世从一出生就是伴随着帝国的成长而长大的,没有见识过统一六国时的血雨腥风,误以为凭借帝王的权威就可以令天下人臣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没有始皇帝那么多的顾忌,在赵高的唆使下很容易动手铲除那些令他生厌的政敌。在这里,形无等级得到了真正的体现,无论何人一旦被牵连上,就只有乖乖就戮的命了。诸公子公主的结局,功臣的命运在整个宫廷上下、朝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恐怖的政治氛围使得人人忧心生死,纷纷上书表示忠心,二世也就不必担忧别人会对他的皇位造成威胁。朝堂内外恐怖和迫害像瘟疫一般地在帝国散开,幸存的军功贵族开始自谋出路,南越赵佗毅然自立与中央断绝往来,帝国的近五十万南部军不再为秦所有,巨鹿之战后帝国最后一位将领也被迫带领二十万军队降敌。伴随着军功贵族完全退出舞台,秦王朝的生命也岌岌可危了。

  2、军功贵族与官吏的攻讦

  军功贵族与官吏的矛盾由来已久,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本土派与外来客卿人士的争斗。秦自穆公以来就有重视外来人才的传统,商鞅变法后,君主更将山东来秦人士看作是自己争取的对象,形成一大批“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职业官吏。这些人不似贵族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没有向君主挑战的实力,他们是君主权力的忠实守护者,忠实地执行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君主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在朝堂上对他们的建议言听计从。贵族很是不甘,在围绕谁能取得君主的信任上双方私下里斗得激烈。廷议上有关分封还是郡县上双方互有说辞,希望君主能够听从自己一方的建议,朝着有利自己权势的方向发展。毕竟,在分封制下贵族是专政一方的诸侯,官吏连进出入政府的机会都可能没有。在现有的官僚体制下,贵族则受制于官吏,被剥夺了行政参与权,官吏则获取很多原本属于贵族的权力,成为君主之外的最大赢家。他们可以通过积劳累进获得权势,信奉地位决定贵贱,人生在于选择。二世的即位将贵族与官吏的平衡打破,官吏可以利用二世的信任在二世对军功贵族猜忌的有利时机作文章。李斯就认为遇有良机而不会去把握才真的会“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促使了他最终和赵高站在了同一阵线上,致使沙丘政变的成功,也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使他太计较得失,一直将家放在了国的前面。在利益的当口和赵高再度联手杀掉蒙氏,酿成了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大分裂。

  3、官僚间的内讧

  官吏多出身寒微,不像贵族那样是“天下累世名贵人”,需要以一身本领侍奉君主讨取君主的欢心,才会有获得一官半职的机会。仕途的升迁上,按照惯例要积功累进,讲究论资排辈,幸运如李斯也是用了近三十个年头,从客卿到廷尉到丞相,更多的是百石小吏的份儿。在有贵族存在与之相争斗时彼此间还能同舟共济,但随着沙丘政变后贵族的失势、被诛杀,以前为贵族所牢牢占据的部门要津空缺出来,这些职位的如何处置、权力的怎样分配在长久的争议中未达成协议,整个官僚集团间开始产生裂痕划分出了派别。一派以丞相李斯为首,坚持用人讲究论资排辈,重用那些有才能的人;另一派以郎中令赵高为首,他希望政府用人能越级提拔,因为他本是靠着二世的越级提拔才有今天这个地位,自然希望自己也能一跃而到李斯那样那样的高位。朝堂上的大臣明显站在李斯那边,赵高仅仅拥有二世的信任远远不够,要想有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只能拉拢那些同自己一样出身寒素而又仕途上进无望的人来组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利用二世对他的信任将自身迫切要用的这个越级提拔新人的“后来者居上”方针,以二世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行。在这个方针上受益的人紧紧拥护在赵高周围,成为可与李斯一较长短的新兴政治力量。李斯在官场混迹多年,凭着敏锐的观察力,意识到赵高不甘久居人下正时刻准备着谋夺自己的权位。危险就在身边,在生死忧关的紧要关口,李斯希望取得二世对相权的支持,写下了《奏请二世行督责书》。李斯此时已经七十岁左右,与二十岁出头的二世相比本身就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李斯长期在相府里政务缠身远离宫廷,很少与二世朝夕相对,比不过二世与赵高的师徒情深,很容易地被人中伤、构陷,逃脱不了被具五刑夷三族的命运。二世的朝廷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赵高、李斯从内外两个方面勉力支撑起来的,李斯的被诛杀,赵高的重组政府在朝廷上掀起轩然大波,在政治迫害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大臣、官吏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命运,赵高会不会把自己当作前任丞相的党羽给清洗掉。从赵高在指鹿为马事件中对敢于有异议的大臣的处置来看,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由于朝廷里的内讧在帝国上下蔓延,一味不识时务地追究章邯巨鹿惨败的过失,导致章邯在内得不到朝廷谅解外又有重兵压境的情况下作出了叛国投敌之举。这是自南越赵佗拥兵自立不服从中央调配以来的一次很严重事件,它让秦王朝彻底丧失了最后一支可战斗军队,至此秦真正的成为无兵可派、无将可选了。二世元年七月以来各地的烽火让秦王朝不敢相信山东六国的地方部队,为保障军队的可靠可用,帝国在平叛上所仰仗的是秦本土的军队,几年下来伤亡人员可以以十数万计,此番秦又有二十万的军队被起义军坑杀,谁还能希翼一个连军队都可忽略不计的国家能够在函谷关那儿像百十年前一样抵挡住起义军的西进呢?

  4、君权和相权的矛盾

  君主之所以对官吏恩遇殊容,在于官吏能为君分忧,而不会对君主的权势造成丝毫的伤害。但在贵族的日渐没落中,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君臣的鱼水之欢演变为君主对臣下的猜忌,君主对丞相有着明显的不信任,君权和相权间开始有了摩擦。这主要是因为丞相一直以来是作为君主的行政助手出现的,早期的君权和相权间还没有清晰的职责划分界限,日后导致君权与相权的冲突。权力的冲突中丞相往往成为牺牲品。李斯之所以能够被赵高构陷成功,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因为李斯在认真行使、履行相权时侵犯了君权,惹怒了二世。二世不像始皇帝那样权力欲极重,十分向往垂拱而治,他将心思全用在追求人身享乐上,所有的政事委政于大臣。李斯时常将二世厌烦的国事拿去打扰他,还常常不厌其烦谈论二世的私事,希望二世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二世对他很厌恶。二世认为,丞相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办事,其它不应该管的就不要理会,不然会冒犯君主的权威。李斯动辄拂逆二世的心意,认为君主没有国事、私事之分,将两者搅和在一起,遭至二世对他的怨恨。此时赵高弄出这一丞相叛国投敌事件正合二世心意,事情的真相如何这不是二世所关心的,他在意的是李斯不能够再在丞相这一职位上了,至于由谁来继任并不重要,二世只想在享乐的时不会有人来打搅。赵高得尝心愿坐上了丞相职位,发现自己在治国上是有心无力,本身的才能实在是担当不起挽救帝国命运的使命。在这种进退维谷中,自己难免不会给政敌以可乘之机重蹈李斯败亡的覆辙。谁又能说自己这三年来的欺上瞒下不会给二世知晓了呢?二世在自己的鼓动下可尽杀兄弟姊妹,可尽杀元老功臣。难保他不会向自己下手。何况,今日国事糜难至此,作为二世的师傅,自己也实在是难辞其咎。先下手为强永远是至理名言。当二世自杀于望夷宫的消息传来时,当赵高立子婴为秦王时,秦王朝便真正地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帝国内部自身都否认了自己的存在。诛杀赵高、晓境安民只是落日上的一点余辉罢了。随着轵道秦王的出降,秦帝国就此终结了。

  二、地方分裂势力助长

  在酷政和暴刑中燃烧起来的大泽乡起义,由于政府的未能有效采取措施积极防范,致使出现“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局面。导致“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副的产生。“官吏作为秦朝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赋役的催征者,自然被百姓作为国家的化身和反抗的对象”,在生与死的关口,混迹多年的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前途在哪里呢?是继续做那杀人者众的忠臣等着被起义军来杀掉,还是明哲保身,即使不降敌也要与义军讲和互不侵犯。好利恶害是人的本能。当时,帝国政令的忠实执行者已经有人陆续背叛了朝廷。南有令稽殷通,北有沛令,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更是不少。不然何以有说客能游说下河北几十座城池?从当时这些地方官吏所处的环境来看,这也是不得已为之的。

  1、郡县制的难题

  帝国一统后全面实行郡县制。表面上看,整个国家都处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下,实际上政府的有效行政权力并不能够完全渗透到基层去。对于一个突然由王国向帝国转变的国家而言,官吏在地方治理上尚有不少的难题,政府并不能够真正有效控制地方。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地方上的主要官吏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帝国建立后,继续沿用这一传统,被派往各地主政一方的都是有一定任职期限的流官。他们并非当地人士,往往在还未对当地社会状况有进一步了解、掌握的情况下又被调任他方。可是国家的任何政策、政令的贯彻执行需要被落实到基层社会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想有效管理治理本地区,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需要当地人士的积极合作了。守令虽由中央任命,对于其下属基层乡官胥吏的任命,中央并没有过多的限制,重要是靠地方举荐。当然,贫困者被排除出政权外。因为秦法规定,贫者不得推择为吏。当地那些有声望又略有薄产的人可以通过举荐这个渠道得以参与政权。这些人“起至乡里,而又生活于乡里,他们才是真正的亲民之吏”,可以在各职权范围内很好地发挥作用,担当起政府与民间的媒介。与地方长官相比,他们是官卑职小,但“县官不如县管”这一事实让他们在基层社会有着比上司更强的影响力、亲和力和号召力。太平时节,地方令守与各级吏员还能齐心经营这一方土地,但在天下有变的时节,就难以诉说了。出于对当地事宜不熟悉的缘故,地方长官一直将所有事务都是委托吏员去办理的,没能够在当地积累起相应的威望令人悦服。在当地人眼中会有这样的印象,地方令守是中央朝廷的心腹,不会真心要给地方办几件好事。如此的认识对于地方长官而言相当危险,他们本身“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权来自皇权,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的力量,官员们也在其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使用这种权力。”一种并非心悦诚服的强制力量来维持的统治。一旦这权力的来源地,皇权也遭受威胁与挑战时,地方令守又靠什么来维持统治呢?陈胜、吴广的反叛得到了许多地方的响应,自己客居此地孑然一身,外加百姓对自己工作的不认可,除了平时信任的各级吏员外,与当地谈不上有多少交情,谁能保证他们对自己不会心存杀机?毕竟秦帝国在选官任人上很少顾及到山东六国人士,他们充其量在各级卑微的吏员僚属职位上,对于长期被排除出核心政权外,心中也是有怨恨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如今能够做的,乘政权还在手的时候,对当地有名望的人士表示友善,争取他们对自己统治的支持。将自己和秦王朝区分开来,按当地人的意愿尽可能地避免烽火的波及。

  2、秦俗多忌讳

  秦始皇建立起高度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时,就已经视天下为其囊中之物了。与分封制下君臣共治的局面比较,此时的君臣位置严重倾斜。只有小心翼翼揣测上意,急君主之所想,弃君主之所恶,万般地讨好君主才能邀荣固宠、保享荣华。在这种无限的惟我独尊意识中,皇帝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到了追求长生,追求享乐的时候。无顾忌地将祈求长生的君主私事发展到国事议程上来,将整个帝国运作的轴心也转移到此处,混淆了国事与家事的概念。君主的意志不可逆转,作臣下的也就只好俯首帖耳,唯君主之命是从。始皇帝厌恶“死”字,朝廷上下都明白这一点,在他行将就木的时候群臣也绝口不敢提有关死亡的事,坐视沙丘阴谋的成功。二世即位以来,将这类忌讳发扬光大,在赵高“谴举有不当有,则见短于大臣”开导下委政于大臣,自己去恣肆人生了。叔孙通在回答山东六国是否存在叛乱上之所以得到二世嘉奖,得力于他本人能够揣测出二世心意。二世以非法手段即位,唯恐别人提及,即位以来就对这样的话题很敏感,为此还杀了不少的政敌。现在有关扶苏复活、项梁领军等真真假假消息传遍了天下,或多或少地与二世的皇位继承相关联。如果认可叛乱的存在,秦二世会认为你这个人别有居心,间接地说自己的即位非法,是不是打算和外边的那些人内外勾结对自己不利,这会置自己于危险的境地遭到有着极度不安全感的二世的严惩。反之,有可能得到二世的欣赏。这就是二世的逻辑思维,叔孙通前面几个人的遭遇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点,帝国的监护人--君主为了一己之私在国事上处置失宜,作臣下的也不好多置一辞。既然二世亲自对陈、吴起义的性质作了判断,将那些起义军当作寇匪,那在处理上就只好责令地方守令去追剿。可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像叔孙通一样明白二世一心辟谣的心思,首当其冲地方守令本着为国尽忠的份儿,陈情上书请求中央朝廷派兵镇压。对于二世而言,这些地方守令是有意给我添乱,一怒之下,将传递关东大乱消息的使者下狱治罪,如此的举措,人人方能明白只有让君主满意了才算得上是为国尽忠,至此“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以后传递上来的消息都是朝廷愿意听到的消息。正是这种图一时安乐而不合时宜的治国之策,才导致陈、吴起义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

  3、平叛上的困难

  二世出于诸多考虑将大泽乡起义视作一般的盗匪流寇,责令地方官吏追捕。地方官吏明知这样不妥,血腥的事实正在眼前,在宦海沉浮多年的他们哪里敢上书直谏置自己于危险的境地?事件的性质都已确定下来,造成地方官在镇压起义军上就显得困难重重了。秦的军队调动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但凡调兵50人以上就需要皇帝颁发调兵凭证:虎符。今在世秦虎符有三:杜虎符,新虎符,阳陵虎符。杜虎符铭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其它的虎符也有类似铭文。大泽乡起义之初就有900人之众,仅仅依靠地方上的官吏存在许多问题。秦的军队历来有中央军和地方军组成。以地方长官的权限,最多能调动所辖范围的军队,县由县尉负责,郡由郡尉负责。问题在于一时不易凑齐足够人数,往往在还未准备好的情况下遭受起义军攻击。起义军在攻打城池上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其所及范围非一郡一县之地。相反,地方守令要受辖区的约束,在没有统一部署情况下,在郡县相交的地带,对起义军活动束手无策。即便起义军下定决心一意攻打某个城池,被围城池也就很难得到救援。不是境内发生战事,谁甘愿为他人赴险?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起义军兵临戏水章邯受命时才得到改变。此时山东六国已是遍地烽火,秦的地方基层组织已陷入完全瘫痪状况了。

  4、秦法的苛酷

  秦在统一前的官僚制度日益法制化,与官吏切身相关的就有《置吏律》和《除吏律》两种。秦一直是以“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和“恶吏”的标准。各级官吏对于职权范围内的法律十分娴熟,在每年的相应时候向中央主管法律的官员核对法律,秦法规定那些过时的法令如果被继续执行的话,则“行者有罪”,向中央核对法令便是要真正做到“明法律令”。无论何人一旦触犯法令,将在一个刑无等级的社会里遭受严惩,刑法规定“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刑者,罪死不赦”。对官吏犯罪政府规定十分严格。如官吏不能及时发现所辖地区的犯罪为“不胜任”,知而不敢论为“不廉”,处刑失轻重为“失刑”,故意轻罪重判,重罪轻判为“不直”,“纵囚”,这是要“致以律”的大罪。更可怕的是族诛连坐法也被广泛运用到整个官僚机构中来。秦法规定荐人做官要负连带责任,“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目的在于督促官吏恪守职责,对自己所主管的事负责到底。在择民为吏上,官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过失,达成了私下不告奸的默契,只是到了这内有政治迫害运动,外有起义军肆虐的时候,想要全身而退已是不可能了。君主并不在意地你如何去做的过程,注重的是结果。地方上会有盗匪流窜,官吏能算得上是称职吗?至少在这惩罚预备犯罪上“用刑于将过”没能够真正地贯彻执行。不然,何以有大规模动乱,地方官吏却毫不知情?何以有那么多的人冒死去投奔义军?仔细追究下来,恐怕连北去筑长城,南下五岭一带戍边也不可得,人终究是要为自己活下去的,谁又甘心任人宰割呢?“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既然上司无法体察下情,体会到自己的努力付出。那么又何必效忠那不再属于自己的对象。帝国的基层组织伴随着一道又一道的无奈,终于到了土崩瓦解的份儿上。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秦帝国就只能依靠本土同山东六国的起义军作殊死的较量了。

  三、结语

  秦王朝的灭亡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是帝国内部纷争的产物。秦始皇统一山东六国后,参照秦国旧有的制度,将整个王国的国家机器完全照搬到帝国中来,没有意识到从分封制下的王国演变到一统天下的帝国并不仅仅是领土的扩大,疆域的辽阔,在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帝国统治者注重的是要如何做才能使国家的大政方针符合于转型时期的特定环境,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从分封制过度到封建制不是一蹙而就的事情,此时尚有许多旧有习俗、思维方式在左右者人们的思想,帝国的统治者在帝国的创建中不能妥善地处理、解决好内部的各方利益集团矛盾,在权力分配中照顾好各方利益,使人们在法家好利恶害的思想作怂下有了以武力和血腥去改变现实的机会,加重集团内部矛盾,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当时在整个朝廷上下无处不充斥着贵族和官僚的不睦、君主对臣下的怀疑与不信任,在这样一个掌握全国政权的大背景下,由于自身内部的相互攻讦、彼此内讧,让原本存在的权力平衡人为的打破,丧失了帝国最后的凝聚力。一种无法弥合的创伤从帝国内部损耗秦王朝的实力,被权力欲蒙蔽的统治者在究竟谁才是国家的敌人上存在着认识不清,在具体国策制定上有着明显的失误,从而给了起义军发展壮大的机会,最终导致起义军能够四处进逼秦的地方政权,最终从地方基层瓦解秦王朝的统治。这种在权力分配上造成的一种由上而下、由内及外的瓦解方式,使秦虽有最有效的国家办事机器,最强有力的军队也是于事无补,帝国臣僚充分扮演秦王朝覆灭这一掘墓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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