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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里宁事件始末:曾被视为反刘少奇的“英雄”

热度54票  浏览2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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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宇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一个沉默的疯子。

这个疯子曾经大名鼎鼎,却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湮没。

人们最初知道这个疯子,是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里。当时,“文革”中造反派声势日隆,话剧团把路线斗争搬上舞台。话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演数日,反响热烈。

话剧讲述了一个受“政治迫害”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他的名字叫陈里宁。要不是他自始至终反对一个人,也不会一夜成名,并在此后遭受“过山车”般的命运。

“文革”初期,随着刘少奇被全面批斗,造反派急需一把来自群众的投枪。受到斯大林曾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启发,红卫兵们开始翻查来自精神病院的以往病例。

于是,他们发现了陈里宁,因为这个疯子反对刘少奇。

之后,陈里宁被冠以反刘少奇的英雄而迅速蹿红,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真疯。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出生于南京。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建国后,全家被遣返回湖南湘潭老家。

20岁的时候,陈里宁的命运出现逆转。

当时,他还是个初三的学生。一天,班主任找他单独谈话,说湘潭市委要从学生里调工作干部,学校认为他去比较合适。他那时已经是共青团员,去市委工作对他们一家来说,是个无上的光荣。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试图获得崭新的身份认同。而出身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标签。

带着对新生的感恩,陈里宁在市委埋头苦干,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提升很快。当时中共湘潭市委常委开会,他负责记录、整理,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组织上特别信任他,有时市委一把手的报告都由他来起草。

1954年,陈里宁入党。一切似乎都在光明和平稳中上升。

直到有一天,陈里宁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的指示》。指示说,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凡是亲属中有国民党军统、宪兵、特务的,统统清理。

这个文件,宛如当头棒喝,让陈里宁对于新社会的所有激情和干劲都烟消云散。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历史反革命加现行罪犯,被判了15年徒刑;祖母在土改中跳水自杀;姨夫是国民党警察局长,开国之初就被枪毙。

这个指示简直就像是为陈里宁量身定制的。他的身份背景怎么看都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属于被清理的典型。这成了陈里宁心里自此挥之不去的阴霾。

其实当时党组织对他未必有什么看法,但敏感的陈里宁却忍不住疑神疑鬼,老觉得组织在监视自己。

在沉重的心理阴影下,陈里宁渐渐变得不思茶饭,夜不成眠,常常做噩梦惊醒,最终成了精神病。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陈里宁出院,但仍然很不正常,见人就说反刘少奇的话,说刘少奇品质恶劣,出访印尼是给中国丢脸,同时还逐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出50多条错误。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湘潭市委开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疯人。

这个时候,陈里宁自己已经把“反刘”的事情捅到了中央。他到处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还不断地给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当时,分管公安部的副总理罗瑞卿见信后,批复这件事要深究。

不久,陈里宁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到北京后,陈里宁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他被送往红卫医院,就是现在的安定医院。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基本公开。

社会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和护士王志都属于红卫医院的造反派,他们同情陈里宁因反刘少奇被关进监狱,鼓励陈里宁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

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们也正在寻找陈里宁这样的人。红卫兵们发现,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克格勃曾经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个启发,红卫兵们开始涌向精神病院,寻找那些“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陈里宁被“打捞”出来。他的经历,太符合红卫兵们对于“迫害”的一切想象。而比起别的案例,陈里宁在平时神志清醒,谈话又有条理,这让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判断更加坚定。

发现陈里宁的当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联合起来造了红卫医院党委的反,当晚夺权之后,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朱起鸣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称精神病院里有不少被迫害的政治犯。

报告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手里,王力随即批示要派人展开调查,并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政治迫害事件。

1967年,“刘少奇的问题”被公开。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组织、搜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和人。陈里宁的时代来了。

1月7日下午,得知确有此人此事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前往红卫医院,当场宣布解放陈里宁。

据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办公室)的成员王广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戚本禹当天回来就连连称赞陈里宁了不起,60年代初就认识到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打算把陈里宁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第二天,王广宇被派往红卫医院,解救陈里宁。按照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出院后,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陈里宁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

但陈里宁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却不合戚本禹的要求,最终也没能发表。

做不了造反派的“笔杆子”,陈里宁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编辑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此时,陈里宁的“事迹”已经出名。造反派给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16开本,名字叫《新时代狂人日记》,印了数万册,散发到各地。书里摘编了陈里宁1960年代初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内容都是批判刘少奇的,说明这个人早就看出来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者”,先知先觉。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

清华的“造反派”来看望他,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报告。经戚本禹的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拿来高音喇叭,好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和地方上的各机关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再版,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也就在这时,天津人艺编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宣扬了陈里宁的“事迹”,在各地纷纷上演。短短几个月,陈里宁红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那时,造反派也有好多派别,那些没有请到陈里宁的派别,开始对陈里宁反感起来。他们开始质疑陈里宁是不是真的反对刘少奇。他作的报告越多,反对派的批判也就越猛烈。

反对者发现,陈里宁也反毛主席,涂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利消息很快传开。中央文革小组对此很重视,戚本禹特别安排王广宇去查陈里宁的档案。

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在正文中把“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者替换一些连接词,似乎这样就成为他自己的著作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

一手策划出陈里宁这个“英雄”的戚本禹,此时也沉不住气了。他先是限制陈里宁作报告,发现局势失控,难以奏效之后,又将陈里宁调离北京,让他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临行前,王广宇反复交待陈里宁,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特别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陈里宁显然很重视组织的重新重用。下乡不到一周,就寄回一两万字的汇报材料,后来又连续寄了两次汇报材料。可陈里宁发现,调研材料寄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于是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信中陈里宁小心翼翼地询问组织是否满意他的调研。王广宇无暇翻看他的材料,只是回信鼓励他,继续认真调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陈里宁陆续写了将近20万字的汇报材料和信件。

1967年7月,一个女学生看到他毛巾上写着“陈里宁”的字样,陈里宁的身份暴露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徐水这个小地方。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来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戚本禹得到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只好把他接回北京。

据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回来之后,自己也知道犯了错误,情绪又变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对不起戚本禹的爱护,精神越发不稳定,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针对他的斗争硝烟又起。

当时社会上针对陈里宁的问题已经很对立,一派认为他是坚定的左派,而另一派则认为,他是反革命,篡改毛主席著作。唯独没有人认为他是个精神病。

局势已经超出了戚本禹等人的控制。戚本禹不得不考虑找个疗养院把陈里宁控制起来。好不容易确定下来一家疗养院,不想陈里宁却死活不去,而且要求马上回湖南。而当时湖南正处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中,陈里宁若是回去,必定又成为被两派斗争利用的棋子。

1967年8月25日晚,批判陈里宁“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北京城。戚本禹试图散发传单,号召不要因陈里宁影响大联合的方式来平息两派愈演愈烈的争斗。10月21日,负责公安系统的副总理谢富治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开会,会上对陈里宁的事件作了权威定性:陈里宁反对刘少奇,但他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很多攻击。陈里宁“混乱”的成分多,“反动”的分量少。

这一天,陈里宁重新回到了监狱。有红卫兵甚至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不久,王广宇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因为“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遭受了7年的囹圄之灾,直至1975年获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广宇获得平反并进了《红旗》杂志社,杂志社后来改名《求是》杂志。

热潮退却,没有人再去关注陈里宁的身后事。

此后许多年,王广宇都一直试图寻找那个被时代改变的疯子,但陈里宁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感情很复杂。在他看来,时代改变了那个疯子的命运,而那个疯子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7年,湖南的一位女士找到王广宇。她说自己是陈里宁的妹妹,叫陈里如,她想知道他的哥哥在“文革”中究竟做了什么。

这位女士给王广宇带来了陈里宁后来的消息。1982年,陈里宁获得平反,到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零4个月。此后,有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呼吁,对陈里宁作出精神鉴定。

公安部对陈里宁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确认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陈里宁回到长沙,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在简陋的居所里,读书看报,每天散步,还考虑个人问题,开始征婚。他还记得以前有人向他求婚,于是给那些人回信。

陈里如向王广宇打听哥哥在“文革”期间的印象。王广宇只记得陈里宁每次见面时总觉得自己犯了错误,紧张而又惶恐。

王广宇问,那些曾经的往事还重要吗?

陈里如说,“很重要,因为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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