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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案:日本败亡时为何不杀掉伪满皇帝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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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144票  浏览45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6月03日 01:30

  1945年8月9日,苏联宣战的消息传来,“新京”日本宪兵队立即收到上级下达的“各部队各机关应按预定计划实行”的命令。溥仪的退走通化实际是早就策划好了的,当然是不可更改的。

  不过,这一切溥仪早已顾不得了,他担心自己是否还能活着。当他的日本主子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为了保守自己14年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和秘密,会不会杀掉他灭口?可是,溥仪对此又完全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不得不扮演这最后一幕的傀儡戏。

  溥仪向吉冈请求说,希望能让溥杰、润麒和万嘉熙都跟着自己一起到通化去。吉冈感到他的威胁已经奏效,溥仪同意了退走通化的计划,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立即通知“军事部”,把溥杰、润麒和万嘉熙调任“宫内府侍从武官”。

  “军事部”调任溥杰等三人的命令下达后,吉冈最先通知溥杰,他打电话把溥杰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苏俄已经参战,关东军要拥戴皇帝退守南满。国都明天要迁往通化。你们夫妇要和皇帝同行。”紧接着他又说:“万一通化决战不利,你我都要做好自尽准备!”

  因为当时的形势太紧张,嵯峨浩怕出意外,跟溥杰一起去见了吉冈。从吉冈那儿乘汽车回家的路上,溥杰一度掏出手枪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嵯峨浩死死地抱住他的胳膊不放。

  “你想死,什么时候不可以?过去能和皇帝同甘共苦,现在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去死呢?你要死了我怎么办?……”

  第二天上午,“宫内府大臣”熙洽,“传谕”召集“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尚书府大臣”吉兴和“侍从武官长”张文铸等五人入宫,由熙洽传达溥仪将赴通化的决定。传达后,五个人都认为此事很有斟酌的必要,于是一起“觐见”溥仪。溥仪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是山田亲自来告诉的。先赴通化,再转赴日本,已经答应山田了。”五人一听,知道溥仪无法改变局面,又一起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山田乙三。这次山田讲话还算客气,但局面也只好如此了,他说:“事情已经落到这步田地,不能不离开新京了!”

  于是在一片混乱中,伪满开始大逃亡。缉熙楼和同德殿开始热闹起来了,溥仪指使众人收拾细软,烧毁文件。溥仪把几个“内廷学生”找来亲自部署,让毓嶦等人负责,领着一帮随侍,清点重要文物。许多珍贵文物、字画、珠宝首饰、金壳手表、钻石、翡翠等等和鹿茸、羚羊角和犀角等最珍贵的药材被分别打包装箱。

  第二天,溥仪命李国雄等人把他在天津和伪满时期的部分日记及访问日本、“巡狩”等所拍摄的新闻电影胶片全部烧毁。溥仪两次去日本,也到东北各地“巡幸”,除官方拍摄电影外,他私人也雇用了一个宫廷摄影师夏礼英二,专门为他拍摄影片,十几年下来拍了近百本,这些足以作为罪证的东西,他是不愿意留下的。结果,在缉熙楼地下室锅炉房烧那些电影片子时引起火灾,险些把缉熙楼烧了,幸而及时扑灭。

  8月11日是“宽限三天”的最后一日了。这天清晨,人们就注意到:悬挂在关东军司令部门前的菊形纹章消失了,长春“儿玉公园”(现胜利公园)门口骑在马上耀武扬威的儿玉大将的铜像,不知道被谁砍去了脑袋。这便是历史性的大溃逃开始的标志。

  黄昏,婉容在太监、侍妇的服侍下,来到长春东站,登上溃逃的列车--“展望号”。其他人也离开了皇宫,宫中只有溥仪、毓嵣、溥俭、李国雄、毓崇、李玉琴及两个侍妇。

  这就是溥仪在伪帝宫内的最后三天。他在这个囚禁他十几年的豪华监狱里的生活,即将作为一页历史被永远地掀过去了。

  接近午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毓崇进入缉熙楼向溥仪报告说:“汽车已经准备好了。”果然,外面停放着四辆汽车。在第一辆车中坐着三个日本人,一个是吉冈安直,虽然已有两天未见露面,这次溥仪及家族的溃逃显然也是他在幕后指挥的,这最后的几辆汽车也是他调来的。另一个日本人是“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此人的地位一向很高,在日本关东军中任过要职。如今他是为了捧着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而坐在吉冈身旁的。还有一个日本人是宪兵曹长浪花,他自然是负保卫之责的。接着伪帝宫这最后的几个人开始上车:李玉琴和两个老妈子上了第二辆车,溥俭和李国雄上了第三辆车,而溥仪则上了最后一辆车,这是一辆红色车身、黑色顶盖,还有两个特殊装置的大型轿车。

  一行人刚离开,就见身后火光一片。原来日本关东军为消灭罪证而将作为伪满精神象征的平时顶礼膜拜的“建国神庙”付之一炬,“天照大神”在浓烟中被送上天,在小雨中,燃烧的光苗映红了一大片天。这对日本天皇、关东军和伪满政权实在是一大讽刺!

  这四辆汽车直驶长春东站,在溥仪的汽车行驶在马路上的时候,日本人还特意鸣响空袭警报,用这种办法净街,这显然都是吉冈精心策划的安全措施。溥仪等人就从东站登上准备逃难的专车,这辆车是仿照日本天皇的御用车而制的“展望车”,所谓“展望车”就是溥仪“巡幸”时的专用车。不过这次也不太讲究了,车厢的一半地方摆沙发和办公桌椅,而另一半地方仍是座位。溥仪坐在沙发上,而侄子毓嵣和毓嶦等人守护在车厢门口,因此,这节车厢一直秩序井然。其他车厢可就乱营了,孩子哭、老婆叫,一片凄惨的溃逃景象。

  列车就像个爬行的蜗牛,走走停停,速度极慢。午夜时分从长春发车,转天才驶抵通化。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不能不进膳哪!可是,这列溃逃的专车已经没有条件设立舒适的餐车了,只在溥仪的“展望车”上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厨房,可是御厨又找不到了,好在溥仪身边还有一个会做饭的随侍赵荫茂,就由他用啤酒瓶子当擀面杖,给溥仪做了一碗面片汤,从溥仪的满意可以知道,这汤汤水水的一餐显然比头一天那干干巴巴的饼干强得多了。可是,列车上的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吃的了,只好啃几口又凉又黏的日本式饭团子。

  列车进抵通化车站后,溥仪发现这里正在戒严,大有“弓上弦,刀出鞘”之势。原来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山田乙三大将正在这里,并专门登上火车“觐见康德皇帝”。山田乙三向溥仪报告说:“关东军正在与入侵的苏联军队进行着激烈战斗,而且关东军已经取得了赫赫战果,为了皇帝的安全,列车要开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去。”

  列车又开始在崎岖不平的山岭中间盘旋,在8月13日的清晨才到达大栗子沟车站。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而不留在通化市呢?据说是因为通化市里没有完备的防空设施,而大栗子沟有一家日本人兴办的铁矿公司,它早就预备了严密而坚固的钢筋水泥的防空地下室和地下通道。这里的一座矿业所所长的比较好一点的房子成了溥仪的临时“行宫”,这是一栋日本式建筑,50米长,七八个间房。溥仪和婉容、李玉琴等都住在这儿。

  溥仪来时将“帝宫禁卫队”中的一个连带在身边,到大栗子沟后就由这个连负责警卫。第二天一早,吉冈来向溥仪报告了一个消息,现在长春的“禁卫队步兵团”已经倒戈。在这种情况下,“禁卫队”会不会哗变呢?溥仪一听很紧张,和吉冈一起看地图、查路线,希望能在一旦“变生肘腋”的时候逃一条活命。未几时,吉冈又来报告:随行而来的那一连“禁卫队”已被解除武装遣返长春了,从此,溥仪的“行宫”由日本兵护卫。很明显,这不过是吉冈为了在末日中继续有力地控制“康德皇帝”,而故意设下圈套以解除溥仪的亲信武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是失败者,而在溥仪面前一直是胜利者。

  历史上那个光辉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终于来到了!

  8月9日,苏联宣战的消息传到日本,万念俱灰的铃木首相无可奈何地哀叹:“一切终于迫临矣!”在原子弹和苏联出兵的双重威胁之下,日本天皇被迫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和平条件。天皇下令召开特别御前会议,会议作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

  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通过广播传遍全世界。在大栗子沟,吉冈安直把溥仪、溥杰、嵯峨浩等人找来收听重要广播,溥仪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声音。溥仪第三次“退位”的丑剧便以通化地区的高山峻岭为背景拉开了帷幕。

  8月17日午夜,溥仪在临江大栗子沟第三次“退位”。在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食堂,吉冈领着张景惠、武部六藏以及“大臣”、“参议”,一个个无精打采。“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主持“退位”仪式,张景惠从怀中掏出一篇早就拟好的《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用双手交给溥仪,溥仪身穿“满洲国”上将军服,戴着一枚大勋位兰花章,双手颤抖,沉了半天开始宣读了《退位诏书》:“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明诏尔有众曰:朕自登极以来,提携盟邦,国运隆隆……”

  溥仪等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声音接着,武部六藏又用日文宣读了一遍。从此,“康德皇帝”的一页便淹没在历史的陈年老账之中了。

  溥仪流出了热泪:“本人基于日满一心一德之大义,现在退位,希望诸位多多保重身体,想必还有再见的机会吧。”

  溥仪说完,就离开了桌子,和所有的人一一握手。

  直到这时,关东军仍然严密控制着溥仪。退位--这傀儡戏的最后一幕演完后,吉冈吩咐溥仪:立即准备亡命日本;并从伪满政府剩余的经费中拨出3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

  溥仪对自己的前途依然是茫茫不知所措,他只能继续听命于日本人的安排。

  8月16日下午,逃亡日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收拾行李时,溥仪叫毓嶦把一小皮箱亲笔日记包括天津时期和长春时期的,统统烧毁,包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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