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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最真实的贞观之治: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热度141票  浏览133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3日 22:12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过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回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正如饿极了的人很愿意吃东西,大乱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那就是失职!”

  名儒封德彝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渐浇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汉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汉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们的结论是:“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邪说,必会祸乱国家。”

  这场著名的辩论,最终是魏征获得了胜利。许多年以后,唐太宗发自肺腑地感叹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劳。”又过了许多年,历史学家们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时,激动不已地呼喊出了这个名词:“贞观之治”!

  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

  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漫长的800年里,这些几乎永恒不变的数字,简直平静得令人窒息。

  为了可以把这条残酷的脉络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这一连串数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在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另一连串灾难性的名词:秦末大乱、绿林赤眉之乱、黄巾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

  二

  历史永远是理性的,甚至永远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都在作殊死搏斗。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前提下,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农作物品质也一直没有什么改进。无论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王莽时代的大骚乱,一直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的结果,但却忽略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随着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又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时间来经营一个帝国的精神文明,但最终却无法解决生殖力增加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都是农民,知识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弃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设而成功,却不得不因为无法继续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而失败,他满足了知识分子们的虚荣,却满足不了草民们的肚皮。生殖力过于旺盛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经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这不是王莽和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平解决的问题-除非他们能够发明杂交水稻。

  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而史籍却仍在一味地奢谈那些年朝廷的腐朽与昏庸-譬如宦官专权,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现,导致武装暴动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历史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难免会出现失误。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同样,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不过,作为一个治世传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伟大政绩”之外,贞观之治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一个传奇皇帝,一个史上最接近“内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三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来说,这种仰望同样是必需的。“内圣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只能称之为“霸道”或者暴政,而远非“王道”。他们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这种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实现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的完美结合。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诚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宝座。最后却又不得不接受那个残酷的现实-当王莽死于乱刃之下,儒家知识分子们那个从“内圣”开始,最终抵达“外王”的理想也随之宣告破灭。此后他们不敢再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谈及“外王”(譬如“禅让”),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对皇帝的影响上面,培育或者劝谏。在无法自己制造和推举皇帝之后,改造皇帝便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新理想。

  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中之路。

  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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