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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萧墙”:唐朝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

热度123票  浏览25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3日 22:13

  设立太子,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在世袭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所能采取的最为“正常”、最为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但往往也出现用“政变”这一极端形式来完成权力的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无疑会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以这种极端形式交接权力,极可能会对以后的政局产生消极的影响,出现所谓“太子问题”。

  在唐前期,政局最不稳定的就是唐初和神龙至开元初年这两个时段。玄武门之变是李唐在建国过程中埋伏下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可置不论;从神龙到开元初年的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太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宗秉政后,励精图治,出现了“开元盛世”,然而前一时期政变的消极影响到了玄宗晚年开始显现出来,天宝政治即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一 天宝政治与太子问题

  玄宗晚年,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在内,李林甫、杨国忠长期秉政并成擅权之势;在外则久任安禄山,从而形成了由少数几个人长期把持国政大权的局面。太子废立、安史之乱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不过是这一格局的表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治格局呢?以下我们就分别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探求。

  (一)安史之乱

  开元年间,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安禄山一人而兼统幽州、平卢、河东三镇,并长期任职。我们知道,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宋代便是有惩于是而实行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制度。安禄山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久任、兼统在当时是普遍情况呢还是特例?换言之,安史之乱与开元年间调整后的兵制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是特例,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信任?对他有无防范?这首先就涉及到了开元时期中央对边军的控制问题。

  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证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可知天宝十四载以前绝大多数节度使任期在四年以下,其次是4-5年,5年以上者极少;而5年以上的任期者中,又大多是在开元年间。以上事实可说明二个问题,第一,“久任”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二,久任者多在开元年间,但开元中久任者多而未发生边兵失控之事,相反,天宝年间久任者减少却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从整个形势来考察,开元年间之“久任”并未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更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央对边兵的失控。

  其次,关于兼统问题。在著镇形成过程中,就已因军事需要而出现节镇间的彼此配合问题。发布于开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讷等讨吐蕃诏》,就说明了在边地防御体系形成过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东、幽州诸镇间的彼此配合的情况。此诏虽云“讨吐蕃诏”,但令薛讷住凉州、虔长住并州,可知这并非确指具体的某一次出击,而是针对吐著的威胁而对边地屯军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主要强调屯军之间的配合,也可以说是为加强屯军间的配合而作的一次军事调整。

  节镇间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在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开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在反击时就同时动用了朔方、河东、河西、北庭等数镇之兵。;开元九年,兰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时,朝廷下诏令“陇右节度使、御林将军郭知运与(王)睃相知讨之,睃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夏州属朔方管,王睃时任朔方节度使,故朝廷令陇有出兵而为王氏所拒。这一事例可说明,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需要节镇间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这些节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就直接命一人兼统数镇,如开元二十年正月,为出击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以统一指挥河东、河北两军。所以在天宝元年确立边地防御体系、明确各节镇的主要防御对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各节镇间的主要的配合关系。如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著与突厥。此后,在军事行动中直接将各镇军力临时加以调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如天宝四至五载,安禄山筑华武城时,即奏请河东王承嗣助役。天宝八载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攻吐著石堡城”。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进讨契丹时,曾奏请朔方副使阿布思率众会之。

  天宝十四载以前的节镇兼统者共有十三人次。兼统朔方,河东者3人次:王睃1年(开元二年)、李祎5年(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王忠嗣1年左右(天宝四载至五载四月);兼统河西、陇右者4人次:王君至多十个月(开元十五年)、盖嘉运1年左右(开元二十八年)、王忠嗣 11个月(天宝 六载)、哥舒翰 3年(天宝十二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幽州、平卢2人次:张守珪7年(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六月)、安禄山近12年(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朔方、幽州者1人次:王睃数月(开元八年)。另外,王忠嗣曾兼统四镇,史称其“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13]。但王忠嗣兼统四镇仅4个月左右(天宝五载正月至四月),四月他让出河东,年底朔方又别除他帅,到此仅剩陇右、河西,次年(六载)十一月回朝,故王忠嗣兼统四镇虽属前所未有,然其实际情形却不足以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著,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朔方河东的任务都是捍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为此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案:指陇右)”,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加强对边军进行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讨击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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