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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不同人生

热度79票  浏览94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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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的瑟瑟秋风中,一株日本常青藤在世界的惊呼中断落: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参阅本专栏上期《哈尔滨的枪声》)。

  身在日本的梁启超,怀着复杂的心理,作了一首长达96句的长诗,题目就是《秋风断藤曲》。在诗中,“笔端常带魔力”的梁启超表达了对安重根“万人攒首看荆卿,从容对薄如平生。男儿死耳安足道,国耻未雪名何成?”的景仰,也表达对伊藤博文的尊敬,将他与安重根并称为“两贤”:“千秋恩怨谁能讼,两贤各有泰山重。”

  伊藤博文这根日本常青“藤”,已经牢牢地缠绕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可分割,更不是简单的情绪褒贬所能定论的。

 1863年5月,因太平天国战乱已然大为逊色的上海,其繁华依然令22岁的伊藤大为震撼。在被流光溢彩的外滩彻底雷倒之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日本式“义和团”青年。

从“义和团”到“卖国贼”

 

  伊藤博文是从上海开始睁眼看世界的。

  1863年5月,因太平天国战乱已然大为逊色的上海,其繁华依然令22岁的伊藤大为震撼。在被流光溢彩的外滩彻底雷倒之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日本式“义和团”青年:坚信洋人们带来了国家与民族的灾难,所以必须“攘夷”排外,他们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长州藩,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选中了伊藤、井上等5名年轻人,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但在上海港转船时的短暂停留,却令这些日本“义和团”彻底动摇。面对黄浦江上桅杆如林的“洋船”,伊藤感慨:“这些船如果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这种颠覆性的认知,甚至令伊藤为自己担心:“出国才四天,就这么快忘了当初的理想,这怎么得了!”

  日本“义和团”持续无理性的排外运动,最终引来了列强巨大的报复:1864年,英国、法国、荷兰与美国组建“四国联军”,准备大举进攻长州。仍在英国学习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两人回到长州藩,向藩主及贵族们切陈攘夷不可能成功,并将给长州藩带来灭顶之灾。如此“卖国”言论,令他们很快成为攘夷派的眼中钉,必欲杀之而后快,他们只好四处躲避。

  两名“卖国贼”的游说失败后,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痛定思痛,长州藩转而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并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

 

  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中日近代史中这两根参天长藤的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只在于其脚下的土地:从来都是时势造英雄,如此而已!

殊途岂能同归?

 

  伊藤博文第二次踏上中国国土,是1885年4月,他以日本政府委任参议兼宫内卿、伯爵的身份,作为全权大使,前来谈判天津条约。上一年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军支持下发生“甲申政变”,杀戮亲华官员,中国驻军则在袁世凯指挥下,果断反击,击溃日军,控制了朝鲜局面。

  通过会谈,62岁的李鸿章对44岁的伊藤博文赞赏有加,并专程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指出伊藤“实有治国之才”,并预测“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这次谈判达成的《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就是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任何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同样的权利,成为日本九年后“合法”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的条约依据。这一巨大成果,令伊藤“蔓升”的空间更为广阔。当年12月,明治天皇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成为首届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开始了为期四年多的宪法起草工作,进入更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改革的路径与深度不同,中日双方的“软实力”迅速拉开了距离。甲午战争成为检验两国改革开放成果的PK台,并以日本的完胜与中国的完败而结束。

  当72岁的李鸿章与54岁的伊藤博文在马关再度相见,两人感慨万千。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伊藤博文说道:“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则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在艰难的谈判中,两人还多次对中日改革作了对比。根据后人整理的会议记录,两人之间有一段相当有趣的“换位思考”对话:

  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说:“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显然,伊藤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要在中国那种更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需要多大的成本和勇气,也无怪乎伊藤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是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甲午之后,中日两国进入了为期近十年的友好期。伊藤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戊戌变法期间,大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担任国策顾问,这一年9月开始,伊藤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就在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正在现场的伊藤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又应英国公使的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此人虽由李一手栽培,但后来自以为圣眷优厚,对李颇有切割之意。李明确表示,如无伊藤的情面,他将不会对张施以援手,险成“戊戌七君子”的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确定了此后日本对大清改革的总体基调:一是大清改革绝对不可以急;二是大清改革必须要有相当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

  梁启超曾经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做过一番对比,认为伊藤只有一事占足上风:“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梁启超认定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其实,梁启超还是没能看透或有难言之隐:只要看看李鸿章出访欧美时的精彩对谈,以其才干和阅历,怎会不知“政治之本原”?中日近代史中这两根参天长藤的分野,不在于其自身,而只在于其脚下的土地:从来都是时势造英雄,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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