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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五次北征是不世之功?还是历史笑话?

热度60票  浏览50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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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

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件事的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多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

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的辉煌战果吗?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词地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他正懊丧之际―― 《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须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时代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刘邦)哉?”“乘舆所至,盖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之类的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熙、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他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在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待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迁都北京、削藩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换言之,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实际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担任统帅。历史上,皇帝向来不可轻动,如想表示重视,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规格就足够了。征安南的时候,作为军事行动,其规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视,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他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每次皆躬亲其事?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实际上是小题大做,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们可以留意,在时间上,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我们当还记得,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明显是紧凑弈出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同时使他得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来削弱南京的意义。又如我前面讲过的,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迁都隐含了他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将后者迁往内地,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经营的一手。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宣传其“战果”,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其过程看,明显不必要,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我在《太宗实录》里找到他所动用的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

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

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却已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万头驴、十多万辆车、二十多万民夫、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多半还是老弱平民),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朱棣当然不会心疼,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何乐而不为?

一次北征即如此,他竟然总共搞了五次!还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国无宁日。

难怪在他死后,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不避斧钺,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可几百年后,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只是看见朱棣“尚武”、“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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