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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表弟文强:从共产党干部到国民党战俘

热度57票  浏览15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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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他的前半生走过了政治上的两极: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重大军事实践,还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等职务;脱离党组织后又加入了国民党和 “军统”,历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军统局本部三处处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和代参谋长。他的后半生,先是作为国民党高级战犯在山东益都和济南白滩头、北京的功德林监狱、秦城劳改农场、秦城监狱关押,接受改造长达26年之久;1975年3月19日被特赦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先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文强跌宕起伏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

  先入共产党

  文强,号念观,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加之毛家兄弟的母亲文氏与文家有亲戚关系,毛泽东兄弟俩便把文强当成小弟弟看待,感情很好。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社会氛围中,文强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逐渐萌生了革命的思想。 1925年6月,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1925年8月,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文强,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春,杨森接受朱德的建议,以黄埔军校的蓝本,办起了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文强被任命为该校学生大队大队长。同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

  在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奉命离开武汉,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使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团长是邝继勋,中共党员)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职。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29年底,文强被四川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在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下被打散了,无奈之下,文强在陕西境内的一支土匪队伍里混了一段时间,后经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

  1930年10月,文强回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遂被省委留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三个月后,四川省委进行改组,文强被派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军统”大特务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不久,经友人介绍,文强参加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文强执掌该社后,该社的通讯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他的化名“文浮生”也是声名鹊起,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本兵舰来长沙示威、侮辱市民不加抗议,反而派人携带厚礼慰问献媚,这种无耻行径有损国格和省格,使三千万湖南人蒙羞。何键看后大发雷霆,派特务查封报纸,要抓文强到案法办。

  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一次,他彻底改变了文强的人生道路。

  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来到了杭州。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这位曾经在共产党内做了一些工作、担任过较高职务的人物便与共产党彻底断绝了联系,并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与此同时,文强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正是有过这段系统研究日本问题的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经研究,参谋本部虽将文强的分析备案,但并未真正重视。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后,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

  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文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收集国民党军驻上海各个司令部的战况。这期间,他遇到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在江浙一带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文强把其中的一部分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任政训处处长。后来,文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1940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被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破坏殆尽。文强受命潜赴上海,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强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东南五省政权的策反和对日情报收集工作。在上海,文强主要通过国民党在“青红帮”里的关系,发展伪军中的内线,策反高级军官,但成效不大。日伪情报机关知悉文强在上海租界的活动后,对文强进行了大肆的追捕。戴笠考虑文强的危险处境,乃电令文强撤离上海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强取道香港,历尽艰险辗转回到重庆。还没有安顿下来,1942年2月,又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惟一根据地――太行山,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

  恰好这时,戴笠来电调文强为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还没动身前去重庆赴任,戴笠又一纸电令改派文强为设在河南的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并立即履职视事。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2000多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这一行动,文强干得相当不错,不仅有效地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训练班无一人伤亡。于是,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陕、晋、察、冀、豫、鲁5省和平、津2市的军统工作。在任职北方区区长期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文强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为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戴笠交给文强的主要任务是“防苏反苏反共,为打内战出力,对付北朝鲜、外蒙古亲苏的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在东北的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杜聿明认为文强很有能力,又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经常往上打小报告,很喜欢与其共事。可是,这个好印象却害了文强,后来,他被杜聿明拉进了淮海战役。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后来,作为战犯的文强对于这个抉择暗自庆幸,因为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他军统的事情。

  也许是宿命难逃。是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命运真会捉弄人,试想如果当时文强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是起义将领了,与“战犯”的命运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26年的战犯生涯

  文强被俘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

  1950年春,文强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监狱。

  初到功德林监狱的时候,文强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觉得有生之年也难以走出这高墙大狱,于是拒绝写悔过书。当时,他对监狱管理人员说了这么一段话:“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在功德林监狱最初的几年中,文强除了不写悔过书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还是很好的。这种表现是全面的,包括交罪认罪、劳动学习、遵守监规(值得一提的是,功德林监狱的监规就是由文强拟订的)等各方面。由于表现好,文强先后当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

  1958年10月初,文强和其他一些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一起离开功德林监狱,来到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开始了又一阶段的改造生活。文强和战犯们一起在农场里劳作,既收获了劳动果实,又从中增强了对劳动的认识,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情感,思想改造前进了一大步。

  建国十周年国庆节,功德林监狱的战犯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想想自己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中所看到的天翻地覆的新面貌,不禁拿起笔写下了一首长诗《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参观述怀十韵》,其中有“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句,这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全部战犯回到功德林监狱。此前,战犯们已经从报纸上知道政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将特赦一批服刑十年、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这一消息,令文强这些战犯们兴奋不已,都在憧憬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宣布对杜聿明等10名战犯予以特赦。

  虽然首批特赦没有文强的名字,但他从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乘兴写了一首古风体诗。诗云:“雪霁春宵夜,欣闻‘嫁女’归。登堂谒慈长,入室问同帏。携饴各分赠,谈吐新风随。衣着何昂扬,弹冠生光辉。公民权可贵,良思可安危。往事如逝水,来者犹可追。新人明似镜,新月照天陲。难得‘归宁’语,晨钟暮鼓催。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1960年3月,功德林监狱的全部剩余在押战犯搬进新建成的秦城监狱。

  此后,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先后又有5批战犯被特赦。然而,前后6批特赦都没有文强的名字。这情况,使文强不免感到有些悲凉和失望。但由于特赦一批接一批,文强也知道早晚会轮到自己,万万没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9年。

  1966年5月,就在第6批特赦不久,一场雷霆万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神州大地,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9年里,很多革命干部包括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干部都被批挨整,甚至含愤而死,监狱外的“地、富、反、坏、右”和所谓的“叛徒 ”、“特务”、“走资派”天天挨斗受批,受尽人间折磨,就是前几批特赦的战犯又有人“回笼”了,来了个“二进宫”,但是由于中央明确规定不准冲击监狱,使这些在押战犯却因祸得福,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对此,特赦之后的文强在他的长篇自传体《新生之路》一书中写道:“自1959年起至1966年止,共六次特赦,平均一年多一次,而这次,也就是被宣布为最后一次,因为受‘浩劫’的影响,竟拖长了十年。拖长了十年,似乎是不幸,其实,对我来说,却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在这个‘保险箱’中,平安度过了十年。”

  时间到了1974年,由于“文革”导致战犯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化,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在监狱里先后病逝。为此,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对社会已经没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对外影响不好,都释放了吧。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这样,特赦战犯的工作重新提上了日程。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之日,文强兴奋之余,想想自己从战犯走向新生的漫长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全国政协委员

  特赦后的的文强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和其他特赦战犯一样,面临着两个选择:可以留在祖国大陆,听候分配工作;也可以申请去海外或台湾。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他在填写今后志愿的表格中写道:“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认为他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心实意的,是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造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1983年5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的2036名委员名单,在“特别邀请人士”的234名中赫然出现了文强的名字。会议开幕前夕,新华社记者特地邀请文强等八位新增补的委员举行一次茶话会。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文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回报共产党,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早在1978年中秋节,文强寄给台湾友人一首诗,以表达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殷切之情。诗是这样写的:“谁道蓬莱岛有畛,海天原是一家亲。乡心萦绕关山梦,故国常怀草木春。隔海鹏程明月共,满江渔火友情真。中山陵祭鲜花灿,茗奠先贤少故人。”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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