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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解放海南岛部分官兵异国密林蒙难记

热度40票  浏览6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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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尘封近60年的悲壮史:解放海南岛战役前夕,解放军某部木船遭遇风暴意外漂至异国,遇险战士又在丛林里阴差阳错地近乎野人般的生活4年,终于曲折归国。并非戏剧的是,光阴荏苒,归者蒙冤,留者却富甲一方。幸而,历史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1987年夏,沈阳军区《前进影视报》主编刘国彬从沈阳回锦州休假。无意间,在某军军部见到一位老汉,老汉自诉是原四野老兵,南下解放海南岛时意外漂泊至越南,又在柬埔寨的密林中过了4年近乎野人般的生活,死里逃生归国后被开除军籍。老人唯一的要求是能够恢复原军籍,解决退休后的待遇问题。

“是老汉无中生有,抑或另有隐情?”面对时隔37年的一例悬情,出于对眼前这位老兵的同情,与老汉一番详谈后,刘国彬开始了历时半年的寻访、取证:在军、师、团史均无记载的情况下,刘先后前往军区群工部、联络部、保卫部、档案室、军史办查寻,均无任何记载。

在苦无线索之际,曾任第四野战军某团一营副教导员,后任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俊卿告之:“在解放海南岛的海上大练兵中,遇上大雾和大风浪,部队很容易迷失方向,或者被漂走,海练中确曾发生过数次漂泊事件,一些单船漂至海南岛,登陆后找到了冯白驹司令员兼政委领导的琼崖纵队,而该团的一个英雄排则集体失踪,战役结束后仍下落不明,直至1954年该排部分人员归国,组织才得知原来是漂泊至越南。”

寻访中,曾任某守备区政治部主任的刘继太亦证明:“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某师某团一个英雄排遭遇风暴漂泊至越南,归国后,除2人因有英雄称号留在原部队安排相应职务外,其他人均定性为'集体变节 ',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军籍及作回原籍处理,被处理的同志确实很冤枉……”

刘国彬近6个月的寻访、取证,经组织多方复查,证实了两位老首长和多位历史见证者所言属实。为此,某军党委作出了《关于对张振家历史问题复查的决定》:

“张振家,男,1930年9月生…… 1950年2月24日,张与本连二排乘船参加解放海南岛海上练兵时,遇到风暴,于2日27时漂至越南法军占领区被法军扣留。1954年6月21日,在越南志愿部队接应下,与一起被扣留的另外28人从柬埔寨突围到越南解放区,同年11月11日回到祖国。经审查,张在被扣留期间,和战友们一道拒绝“难民”登记,“反共抗俄”登记,参加与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并拒绝治疗负伤的国民党分子,最后与战友一道突围返回祖国。”

基于上述,军党委作出决定:“恢复张振家等28人的军籍,撤消原处分。”当刘国彬赶至东沟县找到张振家老人,转交了这一《决定》后,68岁的老人先是回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继之,老泪纵横。令老人遗憾的是,同在异国蒙难的老战友大部分未能看到这份文件便先其去逝了。

进军海南岛

海南岛北与雷州半岛相望,海峡宽11至27海里。全岛四面环海,面积32200平方公里,海岸线1548公里,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又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两广战役结束后,“海南防御总司令”薛岳纠集了10万残兵,企图在美国支持下,凭借琼州海峡与舟山、金门、万山诸岛,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屏障,成为一条封锁我大陆的锁链,幻想以这些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卷土重来。

国民党守军总兵力约10万人,划为东西南北4个守备区,企图凭借海峡天险,组织陆海空立体防御,以达长期固守之目的。

他们不断派军舰到大陆沿海骚扰破坏,派飞机窜入广州、武汉等地狂轰滥炸,严重地威胁着我共和国南部的安全。

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早日发起海南战役,可以乘敌立足未稳,打烂其妄图赖以“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确保我国南方的安全。这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新中国、医治战争创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反之,如不及时解放海南岛,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敌必进一步加强防御,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清剿”,甚至还可能勾结美帝国主义插手海南,招致无穷后患。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命令,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立即开往雷州半岛,准备跨海南征,解放海南岛。第四野战军前委遵照此指示,集中两军加强地、高炮两个团以及工兵和部分反坦克炮兵、通信兵,共计10万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在中共华南分局统一领导下,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和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组织指挥,琼崖纵队积极配合,完成解放海南岛之任务。

12月30日,按照十五兵团命令,军部和各师分别进驻琼州半岛的海康(军部)、徐闻、北海、安铺一线,投入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前准备工作。

当地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子弟兵解放海南岛。部队所经过的村镇,到处都扎起高大的松门,鞭炮锣鼓响成一片,群众还在路旁摆满了茶水、稀饭、甘蔗,慰劳过境的部队。公路高低不平,桥梁大半被敌人破坏,沿途随处可见抡镐、挥锹、修桥、补路的男女群众,各种口号、标语随处可见:

“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

“英雄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万岁!”

海上大练兵

1950年2月1日,十五兵团在广州召开了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军政委员会宽敞的会议室里,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领导同志和来自各军和琼崖纵队的领导干部聚集一堂,讨论渡海作战的问题。

如何解决渡海工具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对此,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到港澳去购买登陆艇。一种意见是,把木帆船改装成机帆船。还有一种意见是,依靠木帆船渡海作战。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拥护“首先采取以夜间分批小部队偷渡,加强琼纵军事力量,改变岛上敌我形势,再配合我大军强行登陆,为我对海南岛的作战方针”。登陆工具以改装机帆船为主。两军各准备一个团偷渡,取得经验,以利再战。

到会同志认为,该作战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完全正确的:若不首先分批偷渡,过分依赖机帆船的大规模的强渡,不仅要耗费更多的国家财产,拖长解放海南岛的时间,且易造成敌先期镇压与削弱我琼纵力量,再以全力对付海防之势;如果只强调分批偷渡与小规模强渡,而不抓紧业已成熟之有利时机,发起大举进攻,同样会延误战机,使我军增大伤亡和损失。

1950年初夏,在祖国大陆的最南部雷州半岛,一场渡海作战前的海上大练兵悄然拉开序幕。

辽阔的琼州海峡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那浪涛也从烟波浩渺的天际,奔腾着,追逐着,向岸边的礁石恶狠狠地扑来,迸发出沉雷般的巨响;遇上风暴,更是巨浪滚滚,势不可挡。

琼州海峡宽达百余里,最近的距离也有六七十里。对于不习水性的北方官兵而言,眼前的大海远不像诗中描绘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历经考验的战士,在海上却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许多战士刚登上船,看到滚滚的浪涛,就头晕眼花。脚下的渔船,就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一会被涌上浪峰,一会儿被推入浪涡,几个上下,战士们就被折腾得脸色发青,呕吐不止。有的战士吐完饭吐苦水,吐完了苦水再吐血。

然而,面对大海的考验,以及天上有敌机、海上有敌舰、岛上有敌军等险境,官兵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没有水手,各连就挑选出体魄健硕的战士,送到团水手训练队,专练撑篙、摇橹、抛锚、拉篷、掌舵、见风识浪、简单修补等技术;海面上,有的抱着竹筒子做的三角架、四方架飘浮于海面,一任风吹浪打;滩头,有的喊着“冲!”“杀!”从浪里冲向滩头,又从滩头扑向大海;陆地上,秋千越荡越高,浪桥越摆越快。手磨出了泡,腿又酸又痛,照练不误。不知谁发明了就地旋转,或单人双人拉手打转转,直转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昏倒了,爬起来再转;有的连队干脆把柴米油盐搬上船,连续演习三天不下来。

失踪琼州海峡

尽管临战的海上大练兵是秘密展开的,但10万大军隔海扎营,加之陆路源源不断的补给大军,占有飞机、军舰等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对我方的行动洞若观火。因此,自大军进驻之日,敌方便从未停歇过军舰、飞机的骚扰。

鉴于敌方的反袭特点和渡海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险情,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并尽力减少渡海中的人员伤亡,我10万大军布阵沿岸,每个军都分散在百里海岸线上,而营连作战单位更是高度分散:每个连分散在三四只船上,连排干部均“独挡一面”地分散在各个船上,并成为船上的船长或党支部书记。某团一营三连是一个加强连,全连150余人,分乘3条船上。在北海至三娘湾90华里的航线上实施临战训练。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是东北解放战争光荣的参加者,在辽沈战役中曾涌现出闻名全军的“孤胆英雄”王文柱等战斗英雄。

2月24日傍晚,指导员董立发所在的二排同往日一样,乘船从北海前往三娘湾,舵手是2位自愿参战的老船工,同船的干部还有二排长徐俊先、副排长王文柱。为提高战时自救能力,营卫生所张振家(副排级)临时加强该连,随二排人员同行,负责卫生保障。

二排乘坐的是只双桅帆船。开始还很顺利,海上风平浪静,48名官兵经连日的训练已由初始的呕吐、昏船、站不稳,逐渐转为适应,官兵们无不流露出大战前的亢奋状态。有人发誓:“这一仗,我非立个大功不可,最好能象王副排长那样,打出个全国级战争英雄!”六班长马庆山扯着大嗓门快言快语道:“指导员,等解放了海南岛我就回到东北老家,跟兰子结婚,美美地过咱二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小日子。”董立发指导员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憧憬,向战士们谈起自己的心愿:“这几年光冲锋陷阵啦,家里来信说我儿子小石头儿都能打酒了,可我还没看他一眼呢。”

行出约40华里,风浪逐渐增大,船舱里的水不断增加,大家以为是雨水和海浪卷进来的,不停地往外舀。但不久感到情况不妙:干舀不见少,眼看就快满舱了。

指导员董立发脱去外衣,钻进前舱欲察明漏洞。只见满舱是水,他摒住气,一头钻到水里去,左摸右探,终于发现海水是从一块掉下来的木板处灌进来的。忙让战士扔进4条棉被,再钻入水里将缺口塞死。

“漏洞堵死了,快往外舀水!”指导员激动地大喊道。紧张的忙碌后,渗情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身也完全浮起来了。这时,已在水中泡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指导员才硬是被战士换上舱面。

然而,官兵们没有想到考验才刚刚开始。刚刚还是风平浪静,顷刻间海面上已是黑云压城,既而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一排排恶浪直扑船头,发出震耳的轰鸣。帆船一会儿被抛上浪峰,一会儿被甩进浪谷。忽然嚓的一声,升帆的主绳被绷断了,帆篷哗地落了下来,大部分落入海水。瞬间,船身猛然右倾,眼看即将右翻。

“快,砍断篷索,把帆推下海去!”指导员当机立断,多年行船的两位老船工,对眼前这位“旱鸭子”的果敢油生敬意,挥起砍刀,手起索断,几近翻倾的险情再度化险为夷。

失去篷帆,舵便成为同恶浪搏击的唯一武器,平素仅舵手一人便可自由操纵的船舵,无奈中由一排强悍的官兵几人一组轮班驾驭。然而,始料不及的意外再次发生,破旧的船舵在超强度的推拉中突然折断,失帆无舵的木船顿刻成为一叶随风浪漂泊的小舟。天渐渐黑了,海面上再也见不到一只兄弟单位的战船。

“指导员,我们迷航了。”黑夜里,深知偏离船队和集体的官兵,将目光投向党支部书记兼船长董立发。

但见董指导员鼓起了勇气,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确已成为一只离群的孤雁,而且船又漏水失舵,我们必须靠自救才能脱险,全体党员听着,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拿出百倍的努力去争取!”

话虽不多,却如一盏明灯燃亮了官兵求生之心火。临时党支部迅即形成了方案:一是以鸣枪的方式向友船发出求救信号;二是成立党员脱险队,轮流排险;三是作好断粮、断水,甚至是同敌舰遭遇的最坏准备。

“砰、砰、砰”,副排长王文柱朝天上开了三枪后,夜幕下的大海不见任何回声。在近一个小时内放30枪仍无回声的情况下,指导员断然停止了鸣枪之举,转入第二、三套方案。

午夜后,忽然传来一阵马达声,探照灯闪闪烁烁,但远远的看不清船只。董指导员迅即作出判断:只有敌舰才能使用探照灯。“同志们,敌人最怕近战、夜战,靠近了再打!”一声令下,官兵们顿刻精神振奋。六班长马庆山架上机枪,压好弹夹,迫击炮手也做好了发射准备。然而,敌舰的马达声又渐渐地远去了,灯火也渐渐地弱了,直至消失。

不屈不挠奋起抗争

1950年2月27日,漂泊了3天3夜的官兵们忽然眼前一亮:但见不远处有一个小岛,透过浓雾隐约可以看到岛上晃动的人影。“到岸啦!”“我们有救啦!”恐惧、绝望、疲惫顿刻转为劫后余生后的极度兴奋,官兵们遂手脚并举地奋力朝小岛划去。

船刚靠岸,一位说一口流利广东话的老汉就迎了过来,告之这里是越南海防市附近的一个小岛,闻知官兵是船坏了意外漂泊至此的情况后,老汉热情地说:“都是中国人,你们又是为解放海南岛才到这里的,我一定帮你们修好船,再设法回国。”

岂料,该老汉是一个随部分国民党残兵逃至越境躲避的乡坤,骨子里充满了对人民解放军的仇恨。他前脚以安顿住宿和修船为由稳住官兵,后脚就悄然遛进驻守的法军营区,将此情报告给守岛法军军官。

“这个人长的咋不像传言中的越南人?”一向沉着、果断的董指导员面对眼前出现的法国军官大为惑然:“莫非是全团干部大会上,师政委在介绍周边国际形势时说的入侵越南的法国佬!”果如其判断。一阵“鸟语”后,那位军官见我方全然不解其意,这才一拍脑门,叫来一位翻译。

通过翻译,官兵们才意识到问题远非修好船即可回国那样简单。脚下的岛虽属越南人民的领土,却被法军占领着,只有得到法军的同意才有可能归国,而中国、越南及法国三国关系上的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影响到这支意外漂泊异域队伍的命运。

“这是法军的领地,你们是哪个国家的,为什么全副武装到我们这里来?”面对法军的质问,董指导员沉着交涉:“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执行解放海南岛任务时,遭遇风暴意外漂泊到这里,中法两军不是敌对关系,请考虑将我们送交回国!”

法方当即承诺:“我可以帮助你们回中国,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先放下手中的武器,免得发生意外。”鉴于中法两军无利益冲突的实际,也为了证实我方毫无有损法军利益的诚意,董指导员让大家放下手中的枪枝,在法方的安排下,乘上两艘快艇,当日被安置到越南海防市近效某山谷难民营。

这是一个由法军严密控制下的难民营。营中人员既有被捕的越南方游击队员,也有逃亡越南的中国乡坤、地主及部分国民党残兵。尤其是那些逃亡的中国乡坤、地主及国民党残兵,非常敌视解放军。

鉴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董指导员一面内紧外松地抓紧人员的思想教育,一面不断与法军交涉,提出回国之正义要求。几经交涉,法军终于决定履行前诺。几天后,两台汽车驶入集中营,我分队战士乘车后沿海防、北江、谅山公路驶往中越边境重镇友谊关。

许多人眼里闪现出泪花。在异国他乡山岳丛林中穿行,官兵们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祖国,飞回朝思夜盼的首长和战友身边。

然而,命运多舛。就在汽车即将驶至中越边境,且已清晰看到友谊关上那鲜艳的五星红旗之际,从后面追来的一辆法军越野吉普车将卡车拦住,一番“鸟语”后,带车的法军军官未作任何解释,调转车头便沿原路返回集中营。

原来,1950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黄明鉴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周恩来总理于1月18日复函越南外长黄明鉴,表示欢迎中越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1月底,胡志明主席秘密访华,又以印支共产党的名义,再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越的要求,其中包括给予军事物资援助和派军事顾问帮助抗法战争。当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4年,法国侵略者凭借军事技术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分割包围抗战根据地。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支持越南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我国毅然作出决定,接受印支共的要求,对越南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在物资上和军事上给予无偿援助,并派遣以韦国清为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助手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斗争。此举引起了法军的高度戒备。

基于上述背景,法军将我方官兵按人质严密看押起来,并不断地对官兵进行逼供、审问,为什么来越南?想干什么?连续逼供二、三个月,一点情报信息也没有逼问出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一举动,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28日,毛泽东号召:“全国和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美国无视中国的严正立场,为扩大朝鲜战争,操纵联合国会通过决议,组成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包括16国军队的“联合国军”投入战争,并轰炸了中国东北的边境城镇,而法军恰又是“联合国军”之一,由此,中法转为敌对国关系。

敌对关系之公开,我方官兵平安归国已成天方夜谭,唯一的希望是暴动。为了控制我方人员,法军在逼迫、诱惑不成的同时,企图借助乡坤、地主及国民党残兵等力量,对我实施分化瓦解,并许诺:只要填写一份《反共抗俄志愿书》,就可用船送往台湾。在董指导员等共产党员的秘密谋划下,官兵们一面以拖延的策略同法军斗智;一面加紧武装暴动准备。鉴于暴动的关键在于路线的选定,临时党支部将事先探路的重任交给了排长徐俊光和六班长马庆山。不料,二人探路时被法军发现,幸而机智灵活地连连闯关,并意外地与胡志明领导下的游击队邂逅,在游击队的安排下成功回国。

蒙困橡胶林

集体暴动虽告失败,但徐、马二人的成功出逃,却将官兵们漂泊后的有关详情,经越方转告我国。

据时任该团副教导员的郭俊回忆:一营三连二排的帆船,1950年2月24日晚在海训中遭遇风暴失踪后,在多方寻找未果的情况下,师作战科曾把这一情况按海难失踪上报到四野司令部。后来,当部队得知官兵被法军扣于越南海防市的一处难民营后,曾委托越方:不惜代价,代为解救。

然而,因道路、通讯的不畅,以及法军的严密控制,当越共派人员赶至时,已是踪影不见。原来,我方徐、马二人越营后,为防止集体暴动,法军于1951年3月便秘密将我方官兵运至同样被法军控制的柬埔寨绵末县某丛林。

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岳丛林地,群山连绵,丛林蔽日,穿行丛林中,极易迷路。两山相对,彼此大喝,虽能互闻喊声,但欲见面却要走上五六个小时。其山之陡,连山羊都无法攀登。尤为可怕的是,毒蛇、巨莽、野狼等出没其中,根本无法出逃,即便出逃,不是饿死,就是葬身兽腹。

法军认为:远离中国边境,加之丛林为障,纵使中方官兵有三头六臂,也休想在黑洞洞的枪口下逃生归国,而橡胶林繁重的体力劳动,足以消磨掉中方官兵的意志及归国之念。为免于中方出逃,法方收买了一批体魄硕健,长于丛林作战的外籍士兵充任警卫,布防于橡胶林的各个哨卡,形成一个组织严密、枪械先进的监护网。欲行逃生,难似登天。

刚一下车,连方位都浑然未辨的官兵们即被二、三人一组,分割为若干小组,分处“安营”。

说是“安营”,其实就是放倒几棵树,用斧、锯切割成长短、粗细不一的若干段,借助树干搭成一个悬空简易木屋,而吃饭、训话等仍统一组织。

法军鉴于我方官兵的“顽固不化”,此次转移行动法方一直守口如瓶,只是在登车前警告道:“指导员董立发作为人质留在海防,你们中如有一人外逃,我们就杀掉他!”为此,安营后作为官兵主心骨的副排长王文柱,并未急于组织暴动,而是冷静地思考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暴动的组织方式;二是暴动的时机。 t}R!i-D|HB

尽管处身异国已一年多了,大家与祖国和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二位战友探路后又生死不明,但王文柱这位“孤胆英雄”却异常冷静,居然在劳动之余啃起了随身携带的一本《孙子兵法》。

夏季的丛林,烈日炎炎,热得连喘气都很困难。而战士们的心比烈日还要焦热:早日暴动,早日归国!副排长王文柱没有盲从于战士们的议论,而是叫来文化基础较好的卫生员张振家,共同研究起《孙子兵法》,仿佛官兵们的归国良策就在兵书的字里行间。

新的环境下,如何同敌人斗争?是像在海防市难民营中那样硬碰硬,还是另谋良策,蓄势以待?困惑中的他如获至宝地读到如下文字:“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受这段文字启示,一个构建于“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基础上的归国计划由此形成:先示敌以恢心、放纵,以放松敌军的戒备,再以厚间之法争取一、二名守军,同时,暗中购买枪枝,等待最佳时机。

临时党支部秘密地将这一决定通知全体战士后,战士们顿刻精神大振,并付诸行动:每有守军或法军在场,我方战士之间动辄相互争吵、打架;被守军视为“组织者”的王文柱,也成为大家泄愤的对象,或骂或打;有人隔三差五地叫上守军军官到附近的小镇上喝酒,并为其交付“寻乐费”。

如此,未出半年,法军和其雇佣守军便放松了戒备,把中国官兵看作是散沙一盘,有的守军还成为战士们的酒友。

面对初始的胜利,王文柱依旧静观默察地注视着丛林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不久,小镇上某酒馆悬挂的一张宣传画,使官兵们看到了命运转折的契机。

一次,王文柱等人在小镇上的一家酒馆秘密见面时,意外发现墙上悬挂着一幅中国开国大典的宣传画。

“瞧,这不是毛主席吗?”“是,是毛主席,这画还是中国印的呢!”大家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忙找到老板娘追问画的来历。原来,老板一家也是中国人,虽漂泊至柬埔寨,仍时刻牵念着祖国母亲的变化。得知祖国宣告解放后,特托人千里迢迢从祖国捎来这幅宣传画。

经一番慎重的考察,王文柱向这对诚实、爱国的华侨夫妇道明了官兵蒙难的前后经过,并将该酒馆作为官兵秘密联系点,同时,托该夫妇设法与越南游击队联系,以求越方接应。

漫长的等待中,在酒馆夫妇的暗助下,官兵们购买了充足的武器、弹药,可谓万事俱备,只欠越共游击队接应之“东风”。

花开花落。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的协助下,著名的奠边府战役于1954年5月7日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敌16200人,其中俘虏10900多人。计有法军少将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击落击毁各型号飞机62架,击毁坦克4辆,缴获重炮30门,坦克6辆,及大量其它武器和军用物资。

基于此背景,在小酒馆夫妇的安排下,由胡志明派出的游击队接应小分队历尽艰辛,终于在柬埔寨绵末县的这个挂有《开国大典》宣传画的酒馆里与王文柱秘密接头。次日,里应外合的一番枪战过后,守军全部被歼,除部分重病、伤残者外的29名官兵在越共游击队的带领下,翻丛林、绕沟壑,终于在1954年6月21日成功地由法军占领区突围至越共解放区。

4载蒙难,近乎野人的生活,使多人留下终身伤残,甚至有人出现语言障碍,但残酷的蒙难史却又使他们成为难得的战斗骨干。

胡志明闻知接应成功的消息后,特派一位将军前往慰问,并在事先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许诺:“愿意留在越南的,我们热烈欢迎,并一律按军官安排。”结果,无一人想留下。经休整,同年11月11日全部归国,遗憾的是,被法军按人质扣押在海防市的指导员董立发,后被法军抛海殉难。

并非戏剧性的尾声

归国后,时值全军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三反”、“五反”及整党运动,受“左倾”思想影响,某部未经细察,便匆匆寄出处理意见:除战斗英雄王文柱、排长徐俊光归队任原职外,马庆山、张振家等人一概按“集体变节”之名,开除军籍、党籍,返回原籍。

“能九死一生地归国已是幸事,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劫后余生的老战友,除在信中相互安慰外,无一人为难部队。

光阴荏苒。1987年夏,被开除军籍回丹东老家的卫生员张振家,在东沟县电影公司发行科长岗位退休后,找到老部队申诉,终于恢复了原军籍,其他老战友也都同时获此“历史的更正”。

并非戏剧的是在此之前的一天,某军接待了几位西装革履的长者,自我介绍说是解放海南岛时意外漂至越南,又在柬埔寨的丛林里割了4年橡胶的老兵,当年因受伤未能同王文柱等回国,无奈中只得就地成家、从商,现今事业有成,此次回国是想了却一桩心愿:到老部队转转,再寻访一下活着的老战友、老首长。

据悉,几位长者是带着遗憾上飞机的,大部分老战友因一纸“集体变节”而死于“文革”;健在者亦因诸多因素,未能相见。 

欣慰的是,在建军80周年之际,熟知此情的刘国彬大校,经三载寒暑耕耘,终于完成了与本文同名的电影文学剧本和20集电视文学剧本,以此告慰所有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乃至那些魂漂异域的老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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