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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记:从古罗马到“近代欧洲”

热度91票  浏览7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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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亡,诚如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一幕。这个曾雄霸地中海世界千余年的帝国,何以竟在公元476年瓦解告终?

永恒的“罗马帝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日耳曼族领袖奥多亚克(Odoacer,435~493)罢黜。这一事件为残喘多时的西罗马帝国画下句点,也象征西方古典文明的结束。

今天,任何一个到意大利旅行的游客,从“万神殿”(Pantheon)、“罗马广场”(Roman Forum)与“大竞技场”(Colosseum)等废墟,仍能凭吊和想象罗马帝国昔日的宏伟与荣光。从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公元1453年),罗马帝国绵延于世2200多年,如此悠长的存在容易予人一种永恒感;而即便罗马帝国早已消逝,这些遗迹仍让它的故事继续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亡,诚如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一幕。这个曾雄霸地中海世界千余年的帝国,何以竟在公元476年以瓦解告终?

自公元1776年吉朋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来,这个问题曾不断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历史学家的解释更是聚讼纷纭。

这一篇短文主要是在介绍“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目的是要让人们理解一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瓦解的,并说明罗马帝国衰亡的文化史意义。

“罗马和平”:帝国的盛世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罗马帝国从兴起到达极盛,历时将近千年。它是由意大利拉丁乌姆平原(Latium)的一个“城邦”(city-state),逐步扩张而成。根据传说,罗马人在公元前754年建城,早年曾受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的统治,接受君主政治。公元前510年,罗马人起来革命,驱逐伊特拉斯坎人,并废除王政,改行“共和”(Republic)。

公元前4世纪起,罗马人为确保城邦安全不断对外作战。他们征服拉丁乌姆平原,兼并意大利各族,攻下南部希腊殖民地,公元前3世纪中期统一了意大利。罗马人继续往海外扩张,首先击败迦太基(Carthage),取得北非与西班牙;继而进军东方希腊化地区,攻下马其顿王国(Kingdom of Macedon)与塞琉西王国(Seleucid Kingdom),并把埃及托勒密王国(Ptolemaic Kingdom)收为附庸国。

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已是君临地中海地区的大帝国。但此时,罗马却陷入百年的内部纷扰,平民与贵族斗争,元老院与军人对抗,最后演变成野心军人的夺权内战。在这些冲突中,“共和”体制趋于瓦解。公元前31年,屋大维(Octavian, 公元前63~公元14年,在位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内战中胜出,大权独揽;4年后,元老院尊他为“奥古斯都”(Augustus),罗马政体过渡到“帝制”时代。

不过,内部的纷争并没有削弱罗马扩张的动力。共和后期,对外征服经常是野心政客建立功勋、累积政治资本的工具。直到公元2世纪,帝国继续扩张,疆域西起不列颠,东到叙利亚,北起莱茵河与多瑙河,南达北非。罗马帝国达到鼎盛,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其盛况: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据有地球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能发挥温和而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一体。其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着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

这个时期,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 公元前27~公元180年)。当时,帝国内部秩序安定,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城市繁荣,一片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景象。

“第三世纪危机”:衰亡的开始

但是,罗马帝国却陷入严重危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史称“第三世纪危机”(The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180~284年),帝国几乎崩解。何以如此?

“第三世纪危机”是由帝位继承的纷争所引发,但这又与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奥古斯都当年取得政权后并未径行称帝,而称“第一公民”(Princeps)。他表面上仍尊重“共和”体制,自不便明定继承人。当然,凭借他的威望与军队的忠诚,他之后的四任皇帝都由其家族成员担任。不过,奥古斯都未确定帝位继承原则,却开启了尔后军队干预之门。

罗马帝国军队包括侍从皇帝的“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s)与行省驻军,禁卫军因接近权力核心,早先常操控皇帝的废立,后来行省驻军也起而效尤。公元41年,禁卫军拥克劳狄乌斯(Claudius, 在位41~54年)继位,开禁卫军拥立皇帝的先例。公元68年,皇帝尼禄(Nero,在位54~68年)受元老院与禁卫军逼迫自杀,行省驻军纷纷拥立自己的将领争位,则开启行省驻军拥立皇帝的先声。

军队参与帝位争夺,暗杀、内战不已,政局不安,直到涅尔瓦(Nerva, 在位96~98年)登基后情况才改善。涅尔瓦之后几任皇帝都无子嗣,乃从元老中选贤明者认为养子,再传以大位。此一措施确保帝位继承的稳定与皇帝的贤明,图拉真(Trajan, 在位98-117年)等五位皇帝皆以此得位,号称“五贤帝”(Five Good Emperors)。这也是罗马帝国最和平、繁荣的时期。

公元180年,奥里略破坏此一惯例,传位给儿子康茂德(Commodus, 在位180~192年),康茂德暴虐无道,受人憎恨,公元192年在宫廷阴谋中被禁卫军杀。他死后,帝国陷入帝位争夺危机的动荡中,直到公元193年,多瑙河守将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在位193~211年)在内战中胜出得位,危机才解除。

塞维鲁之后,行省军队越发跋扈嚣张,恣意干政,常为金钱与利益更换皇帝。公元235至284年,罗马出现26位“军营皇帝”(Barrack Emperors),帝国几乎沦为军人天下。

3世纪中期是罗马帝国自成立以来情势最险恶的时期。这段期间,罗马宫廷政变频传,军人夺位连连,杀相循。上述26位军营皇帝中,只有一人得以善终,其余大多遭到暗杀。罗马军队长期耽于夺权、内战,自然荒废了战备、边防,遂予虎视眈眈的外族―尤其是日耳曼部族(Germanic tribes)―入侵的机会。

日耳曼部族的压力

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在日耳曼族的手中。公元2世纪以来,日耳曼部族蠢动渐成为帝国头痛的边防问题。到第3世纪中期,内部危机削弱了帝国的军事防卫力量,更予日耳曼部族入侵的机会。

日耳曼部族―罗马人眼中的“蛮族”(Barbarians)―原居于北欧一带,过游牧生活。由于北地严寒,谋生不易,日耳曼人逐渐南迁,其中一批往西南迁至莱茵河北边,包括法兰克人(Franks)与阿拉曼人(Alemanni),另一支东南迁至乌克兰一带,最著名的一批是日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哥特人(Goths)。

日耳曼人最初与罗马人和平相处,因其质朴、勤奋,常被罗马地主雇佣为家仆,有些还应募进罗马军队服务。日耳曼人憨直,经常受罗马人欺凌,累积诸多怨恨,引发不少冲突。公元166年,一支日耳曼人突破多瑙河防线,侵入意大利北边,皇帝奥里略穷数年之力才将其绥靖。

从3世纪前半期起,由于边衅日亟,帝国边境少有宁日。公元251年,哥特人侵入多瑙河诸省,皇帝迪西乌斯(Decius, 在位249~251年)出兵阻挡,却战败阵亡。260年,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在位253~259年)东征帕底亚王国(Kingdom of Parthians),战败被俘。消息传来,西境高卢乘机独立,东边帕尔米拉王国(Kingdom of Palmyra)亦夺取亚洲诸省。日耳曼族更乘机南侵,进至意大利北部,帝国边防全面崩溃。幸赖皇帝奥勒良(Aurelian, 在位270~275年)的努力,击退日耳曼人,重建北方疆界,罗马帝国才转危为安。

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频繁进出西罗马帝国,如入无人之境。410年,西哥特人向西罗马政府要求土地不果,在阿拉里克(Alaric, 约370~410年)率领下反叛,洗劫罗马城;452年,匈奴领袖“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 约406~443年)入侵意大利,大军所至之处片瓦无存;455年,汪达尔人(Vandals)从北非渡海攻进意大利,大掠罗马城十余日。日耳曼人连年入侵,西罗马政府几乎失去防御意志。

罗马国防的脆弱性

罗马军团是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劲旅,称雄于地中海地区数百年。但曾几何时,日耳曼部族竟在帝国境内横行,而这支昔日劲旅却束手无策。罗马军团何以沦落至此?

然而,公元3世纪以后,帝国内外形势转变,罗马军队渐无法应付纷至沓来的军事挑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帝国战略由“攻势”转为“守势”,渐失主动性,皇帝哈德良在不列颠北部兴建“哈德良城墙”(Hadrian’s Wall)防范苏格兰蛮族,又整修“日耳曼长城”(Germanic Limes)以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来防阻日耳曼部,最能显示这一转变。

其次,罗马国境绵长,难以有效防卫。自奥古斯都以来,罗马帝国大致维持30个“军团”(罗马公民组成)和30个“辅助军”(行省人民组成),兵力大约25万~30万人。由于边界长达2万公里,罗马军团以步兵为主,军事上仅能遂行点的防卫,日耳曼人的骑兵很容易找到入侵缺口。

最后,军队素质渐差,战力下降。罗马军团一向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威名远播。但3世纪以来,罗马皇帝不时讨好军队,提高其物质给予,松弛军队纪律,素质渐差。皇帝塞维鲁还准许士兵结婚,并让家眷随住军营附近,影响到军队勤务。帝国末期,罗马士兵逃兵严重,部队长官又吃空缺,军团变得虚有其表,边防已实质上空虚。

外强中干的帝国

日耳曼人的入侵暴露出罗马帝国防卫体系的脆弱,间接显示了罗马帝国内部存在有结构性的弱点。

罗马自击败迦太基以后,很少再逢对手,帝国扩张似乎没有止境。直到公元9年,奥古斯都发兵征讨莱茵河北边日耳曼族的反叛,却在条托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战败,3个军团被毁。罗马帝国此后虽续有扩张,如公元43年征服不列颠与2世纪初征服北方的达西亚与近东两河流域区,实际上疆域改变不大。

3世纪时,罗马帝国疆域350万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达2万公里。帝国地理辽阔,种族庞杂,文化多元,与稍早前灭亡的以华夏族为主体东方汉帝国比,欲有效统治实非易事。

罗马人以少数统治多数,倚靠的是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与罗马驻军的武力威势。在“罗马和平”时期,罗马人固然能够有效维系其帝国,而一旦内部出现危机其统治优势就会受到挑战。

3世纪以后,接踵而来的压力迫使帝国调整策略。284年,戴克里先分帝国为东西两部,设一协同皇帝(Co-Emperor)于米兰,自己则镇守东方,两人共同治理帝国。戴克里先退位后,君士坦丁再度统一东西罗马,但并未解决帝国防卫的难题。

364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 在位364~375)自忖无法独力防卫帝国,再立其弟瓦伦士(Valens, 在位364~378年)为东帝,自己则为西帝,分别防卫多瑙河与莱茵河的边界。此后,罗马帝国逐渐走向东西分立。

罗马帝国走向东西分治似乎是势所必然。而这凸显了帝国结构的脆弱性。延伸到军事领域,是帝国后期政府动员能力下降。罗马帝国人口大约6000万,3世纪之前,皇帝随时都可动员10万兵力作战,但5世纪后,要征集3万人尚有困难。

对罗马人而言,服兵役本是一种特权与荣誉,因只有具公民权者才能当兵。罗马帝国也常予从军者以公民资格,吸引行省人民当兵。罗马的公民权意味着可以拥有财产和共有土地、担任公职等一系列权利。

罗马帝国人口虽然众多,但有免除兵役的特权者也不少。年轻人为逃避兵役,地主为保护劳动力隐匿兵源,政府常无法招足军队。罗马帝国的兵源枯竭,政府为了维持兵力,遂渐招募日耳曼人为兵。许多日耳曼人从行伍晋升为将领,掌握帝国军政权力,有些甚至被拥为皇帝。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 在位211~217年)为增加公民人数以扩大税基,公布《安东尼奥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帝国境内所有自由人“均为罗马公民”。这在军事上造成反效果,因为公民权一旦普及,就不再具吸引力,人们不愿应征从军,加深政府征兵的困难。

此外,帝国后期政府财经状况恶化,也加速了帝国的崩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军队与官僚规模大增、宫廷花费浩繁、战争费用不断增高,财政压力非常沉重。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经常贬值货币,致使工商业受到伤害;而为保障税源,政府加强管制企业,更扼杀了工商业的活力。种种原因,导致罗马帝国经济的衰退。由于经济的繁荣不再,这一个庞大帝国自然难以再长久维持。

从“古典罗马”到“近代欧洲”

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其帝国也不是一日即衰亡的。有关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朋在《衰亡史》中论其原因道:

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而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其人为的支柱,其庞大的构造遂被其自身的压力所压垮。

吉朋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其“毫无节制的扩张”,是一个具有历史洞见的论断。在吉朋看来,罗马帝国的走向衰亡其实是势所必然,反倒是其“能存在如此长久,才更令人感到惊讶”。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从政治史看,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的灭亡,代表一统帝国(Universal Empire)在西欧地区的结束。虽然“拜占庭帝国”(Byzantium Empire)仍以“罗马帝国”之名,继续屹立于东方近千年,但西欧自此陷入长期的分裂、混乱局面。

然而,日耳曼族虽然摧毁了罗马帝国,却没有摧毁欧洲。他们的后裔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立国,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国家。经历中古千年的摸索,欧洲逐渐从古典的一统帝国转变为近代的列国局面。换言之,罗马帝国的解体反成为近代欧洲国家兴起的契机,当今欧洲列国其实皆是当年罗马人眼中“蛮族”的后裔。

文化史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象征西方古典文明的结束,西欧自此陷入长期的文化低潮。不过,日耳曼人却在他们的新领地上,糅合古典希罗文明遗产、基督教文化与日耳曼人的传统,创造出一种新而活跃的“欧洲文化”。过去罗马人眼中的“蛮族”,变成今日文质彬彬的欧洲人。

这一批罗马文化的日耳曼继承者,不但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成功地重建,并且逐渐壮大。公元1500年以后,他们透过坚船利炮,再度发挥优势,从大西洋出发主导了世界500年。

《中欧商业评论》

杨肃献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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