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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达赖出逃真相:叛军竟要血洗拉萨

热度103票  浏览19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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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西藏局部叛乱不断升级,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要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还需要寻找一个能够蒙蔽群众的借口,他们选定在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的时机,软禁达赖,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阴谋失败后,3月17日夜,达赖连夜出逃国外。此后,达赖集团在国外上演了一幕幕“藏独”丑剧……

    选定时机,预谋叛乱

    1959年3月,拉萨的上空阴云密布。西藏叛乱分子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指使下开始疯狂地进攻政府机关、学校、商店和解放军驻地。叛匪把抓到的战士和职工剥皮剜眼,残酷杀害。与此同时,大量藏军不断涌入拉萨,布达拉宫、药王山等制高点都已被藏军占领,形势一触即发。

    由于噶厦(官署名,西藏地方政府政权中心的标志)支持叛乱,并以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命令全区支援和参加叛乱,使叛乱武装力量不断扩大。 1958年底,全区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000多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要发动全面武装叛乱,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欺骗群众、煽动叛乱的借口,于是,他们选定在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的时机,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在此之前,2月7日(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达赖邀请前往布达拉宫观看孜古多尔。达赖同他们谈话中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带回很多精彩节目,我想看一次他们的演出。”邓、郭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看演出的时间、地点。达赖喇嘛当即说地点在军区礼堂,时间等传大召结束、他考完“格西”(宗教学位)后去。

    当天邓少东就把达赖这一意愿告诉了索康等噶伦及达赖的副官长帕拉。以后,对于达赖看戏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经双方有关部门的官员共同协商作了安排。3月8日,基巧堪布(达赖身边的总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电话通知统战部,达赖定于藏历二月一日拉萨时间下午一点(公历3月10日北京时间下午3点)到军区礼堂看戏。

    散布谣言,软禁达赖

    3月9日晚间,拉萨朗子辖(市政府)墨本(市长)向一些市民宣称:达赖喇嘛明天要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在宴会上毒死他。奉噶厦命令,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要求他不去军区看戏。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一方面借此造谣惑众,散布“汉人要劫走达赖喇嘛”的谣言;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哄骗达赖,说解放军请看节目是假,乘机扣留他是真。并以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为由,派藏军封锁了达赖的驻地,实际上是将达赖软禁起来。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见叛乱时机成熟,遂将叛乱公开化,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向西藏工委、军区驻地和自治区筹委会发起进攻,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局性武装叛乱。警察荷枪实弹,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驱赶群众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一些康区叛乱骑兵也出动在市内大街小巷威胁群众去罗布林卡。此时,全市传开谣言:“军区要毒死达赖,”“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劫往北京。”11时许,商店纷纷关门,市民抢贮饮水,气氛异常紧张。

    3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两千多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两三百名康区武装叛乱分子,一齐涌向罗布林卡,堵塞达赖卧室门前场地,喧嚷着叩请达赖不得赐驾前往军区。此时,罗布林卡各处,已换上了康区武装叛乱分子的警卫。

    下午3时,噶伦索康、柳霞、夏苏3人到西藏军区会见中央驻藏代理代表、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谎称:噶厦事前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军区看戏,由于达赖的近侍机构及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员的反对,事态发展到使噶厦无法控制的地步,出现这种情况噶厦已无能为力,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军区看戏了。

    谭冠三政委当即严厉斥责索康等人,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事先预谋的行动。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并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安排确定的,你们竟然说是噶厦不知道,怎能使人相信!索康等人的谎言,被后来我军在罗布林卡缴获的一份“噶厦工作日记”所戳穿。藏历二月一日(即公历3月10日)这天的“噶厦工作日记”记载:“今天军区请达赖喇嘛赴宴,噶伦们也要随同,所以噶厦不办公。但是人民听到军区秘密邀请达赖,突然包围了罗布林卡的各门,在卧室门前喧嚷着叩请莫赐驾前往。根据这一情况,噶伦索康、夏苏、柳霞三人和基巧堪布径向达赖喇嘛请示后,肯定了今天不去,同时还向罗布林卡的僧俗官员宣布今后类似这种邀请,保证也不前往。这个责任由噶伦担任。”

     

    噶厦的这份工作日记,彻底揭穿了3个噶伦的无耻谎言,不仅证明噶厦完全知道达赖要到军区看戏,而且还决定根据惯例噶厦这天不办公。至于这份工作日记中说到“人民听到军区秘密邀请达赖,突然包围了罗布林卡”等语,则是噶厦的噶伦索康等人制造的谎言,并煽动、组织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出来闹事,包围了罗布林卡。

    在谭冠三严厉斥责索康等3位噶伦之后,坐在军区礼堂里的谭冠三、邓少东等人,仍然等候着达赖前来观看演出。等到太阳偏西,已经无望了。这时谭冠三政委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你造成很大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宣布“独立”,血洗拉萨

    索康等返回罗布林卡后,叛乱分子立即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索康在会上仍然造谣煽动说:军区请达赖喇嘛看戏,没有通知噶厦是不对的,所以达赖不能去。当天会议决定:“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叛乱集团还当即派堪穷(四品官)喇嘛拉等12名 “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声称西藏历来是“独立国”,从今天起就正式搞起“独立运动”,要求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给予支持和保护。

    下午,叛乱分子纠集近千名手持小白旗的群众,绕八廓街游行,呼喊:“我们胜利了”、“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出去”等反动口号,游行人群捣毁交通指挥亭,打砸机关与百货商店门窗,向执勤的人民解放军和外出的工作人员抛掷石块。3月10日夜晚,藏军和原已叛乱的“卫教军”7000多人一齐出动,占领了拉萨市周围各制高点。叛军不断地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驻地开枪射击。

    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一方面调动部队加强防卫,一方面紧急报告中央。3月11日,正在武昌视察的毛泽东接到报告后致电党中央,毛泽东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还指出:“这种'被迫'是好的。看来,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达赖是反动派的首领。”

    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

    上层反动集团在大力策划组织叛乱的同时,也积极做好逃跑准备。16日,噶伦柳霞等从布达拉宫金库中取出大量印度卢比及金砖、金币,并征集骡马、鞍具,向罗布林卡集结。

    6封信件,揭开真相

    面对叛乱分子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指示军委,要求西藏军区把叛乱武装死死吸在拉萨,等待增援部队进藏时对其进行合围,将噶厦叛乱集团干净、全部、彻底地歼灭于拉萨。

    早在西藏地方政府叛国集团密谋发动叛乱之际,毛泽东对达赖可能出走或被叛乱分子劫持出走已有预测。为此,当达赖被噶厦集团软禁后,于3月11 日给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写信说明自己的处境时,毛泽东曾致电中央:“以谭冠三的名义答复达赖一封信很好,如有复信,应再复一封,以后礼尚往来,可再复信。这些信准备将来发表,无非是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历次诺言,与中央一心平息叛乱。”

    达赖出逃前,曾经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写了3封信,谴责了叛乱活动,叙述了他行动受到反动分子限制的困难处境。达赖收到谭冠三在3月 10日给他的第一封信以后,于11日给谭冠三政委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挠,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 当天谭冠三第二次写信给达赖,信中指出:反动分子公开进行武装挑衅,严重破坏国防公路安全,已通知噶厦要他们负责立即予以制止,立即撤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国防公路。否则因此而引起的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

    12日,达赖第二次给谭冠三复信,信中说:“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15日,谭冠三根据中央指示,又给达赖写信,信中指出: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16日,达赖给谭冠三第三封复信中说:“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

    为了做好对达赖的争取工作,谭冠三又给达赖写了第四封信,希望达赖本着历次诺言,制止分裂分子的活动。可惜信未到达赖手里,他已经出逃了。西藏工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达赖与谭冠三往复的6封信印发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散发。许多群众看到信后,极为气愤,强烈要求对叛乱分子予以打击。

    达赖出逃,概不阻拦

    拉萨叛乱发生以后,3月11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电示西藏工委:“对达赖本人仍多方做争取工作,但是不要怕反动派把达赖劫走,敌人这样做,不论是否达赖本人的决定,对我们毫无坏处。”“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3月17日夜,以所谓“汉人两发炮弹打到罗布林卡北围墙外,威胁达赖喇嘛安全”为借口,在索康等叛乱头目的安排下,达赖及其家庭成员、随员、藏军等600余人,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渡过雅鲁藏布江,出逃山南。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于3月18日,在“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上,宣读了达赖17日签署的给叛乱武装各司令转全体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目前藏汉团结已处于分裂之际,为了设法保全生命并使佛教、政治不致受损,我本人和负责政治的僚属们不得不暂时出走!”叛乱分子明目张胆地在拉萨市区贴出了“西藏独立国”的布告、落款为“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

    中央于3月19日得到证实达赖在17日夜出逃的报告后,于3月20日指示西藏工委“暂不把达赖放在叛乱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集团挟持达赖”。这给达赖留有充分的余地,并且还长期给他保留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

    在海外,披袈裟搞“藏独”

    “四大招数”:上窜下跳求寻“同盟”

    达赖集团是国外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主动联合国外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需要,在国际上大肆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50年来,达赖集团为寻求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在国际上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一是设立驻外办事处。驻外办事处是达赖集团在国际上进行“藏独”活动的办事机构。

    驻新德里办事处成立于1960年3月,是达赖集团最早设立的驻外办事机构。它在“流亡政府”中相当于“外交部”的角色,主要是代表达赖集团同印度和除尼泊尔外的其他南亚国家,以及阿富汗、缅甸、泰国等国的联系;代表达赖及“流亡政府”就“西藏问题”发布新闻、声明等。

    驻纽约办事处成立于1960年6月,主要负责与北美、南美和联合国的联络,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驻纽约的机构中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等。达赖集团特别注重做美国的工作,在一国设两个办事处的,只有美国。它除在纽约设办事处外,还于1987年在华盛顿设立了代表处。该代表处主要是保持同美国国会的联系,是达赖集团在国外的主要窗口,与支持“西藏问题”的反华分子有密切联系。多年来该代表处每年都要组织藏人向美国国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听证会进行所谓的“控诉”。

    除此之外,1960年还成立了驻加德满都办事处,1964年成立了驻瑞士苏黎世办事处,这是达赖集团在欧洲最早成立的办事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达赖集团又成立了驻莫斯科办事处等6个驻外办事处,其中台湾办事处亦称“达赖喇嘛驻台湾宗教文化基金会”,1998年成立,台湾不算外国,但达赖集团含混地将该办事处列入驻外机构中。

    二是达赖频繁窜访,乞求支持。20世纪60年代,达赖的活动基本局限在南亚,也主要是宗教活动。到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与此相呼应,为联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达赖集团重新掀起了“藏独”活动高潮,达赖共窜访21次,先后走了20多个国家,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达赖披着袈裟,以“和平使者”自居,到处招摇撞骗,鼓吹所谓“用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从1990年后,达赖每年都要窜访十几个国家,仅2006年和2007年,达赖就分别窜访了17个和11个国家。其中重点是欧美国家,约占他出访国的80%。达赖集团的要员、骨干四处活动。国际反华势力在经济上的支持,使达赖集团一些骨干分子能穿梭于世界各国。

    70年代,达赖集团首先在印度成立了“印藏友好联会”。随后,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等国相继建立了130多个鼓吹 “西藏问题”的非官方组织。在美国成立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组织”,成员既有旅美藏人,也有美国人。他们还在各国修建了194座寺庙和890多个佛教中心,在60多个国家建立了351个支持达赖集团的组织。这些组织,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数百人不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三是做西方各国议会的工作,笼络反华议员。他们抓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特点,用公众舆论影响议员,议员通过议会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是达赖集团与我斗争的主要策略之一。

    四是发起各种“运动”。近十多年,达赖集团在国外还大搞了一些“运动”。一是发起签名运动,向联合国或所在国请愿。二是发起“自行车长征队 ”、“国际西藏年”、“国际西藏妇女年”,“流亡政府”策划发起“向西藏和平进军”活动,计划从1995年3月10日开始从新德里出发,到大昭寺前静坐、绝食。因尼泊尔和印度政府表示反对,其阴谋未能得逞。三是展开“国际西藏年”活动。1991年至1992年,达赖集团请一个美国影星出面,在20多个国家中约80个城市开展以“国际西藏年”名义举行的活动达3000多场次。四是搞绝食活动。2006年6月下旬,约50名“藏独”分子在我驻印度大使馆前焚烧中国国旗,抗议即将正式通车的青藏铁路。同月,美国“国际西藏独立运动”的16名国外藏人和支持者展开为期10天的“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游行”活动,受到当地反华势力喝彩。此外,每年的3月10日达赖集团在印度、美国等有藏人聚住的国家和地区都要举行所谓纪念“藏独”节的抗议、示威活动。

    “五点和平计划”:与美国国会演双簧

    达赖在国际上鼓吹“中间道路”的主张,集中反映在他1987年在美国提出的所谓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散发的“七条新建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赖集团在国外一些反华势力的策划下,制定了由“草根外交”发展到“发动公共关系运动”。他们以美国国会为主要活动场地,重点打通与美国国会的关系,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

    达赖集团与美国部分反华势力相勾结,于1986年底和1987年初,先后在伦敦、纽约、华盛顿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建立西藏院外集团,讨论了达赖于1987年底访问美国的政治问题。经精心策划之后,当年9月10-28日,达赖假宗教活动为由,再次访问美国。在纽约接受《世界日报》、《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采访时,表明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第一是宗教目的,另外则是政治目的。”同时,“拜访一些国会议员、参议员并代表二百万西藏人民感谢他们在揭发中共侵略和暴行统治的史实上仗义执言”。可见,达赖这次到美国,并不是搞宗教活动,而主要是搞政治活动。为此,美国国会与达赖演双簧,国会为他提供讲坛,有意安排达赖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了令世人震惊的讲话。达赖在演讲中,首先对中国政府进行恶毒攻击,歪曲西藏历史,鼓吹“西藏独立”。他把“亚洲局势紧张”、“地区冲突的根源”、“中印边界争端”等都归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入西藏”。

    达赖鼓吹“西藏作一个独立缓冲国的重要地位,对于亚洲地区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他接着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要点如下:(1)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的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族的根本生存。(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4)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堆放核废料计划。(5)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有关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

    达赖提出的这个“五点计划”,本来就是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主席兰托斯、众议员约翰彼特等少数反华分子炮制的。同时,又由美国国会给达赖提供讲坛,让他在这个对西方世界较大影响的议会大厅,明目张胆地兜售“西藏独立”,显然是说给西方人听的。这是国会少数居心叵测的议员针对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所玩弄的政治把戏。9月22日,美国8名议员就联名写信给我国领导人,支持达赖提出的“五点计划”。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佩尔和参议员赫尔姆斯提出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修正案”,支持达赖的“五点建议”。自此以后,西方一些国家的议会也仿效美议会,先后通过了许多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了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气焰。

    “五点和平计划”的核心,是要把中国的西藏变成“和平区”和“缓冲国”,要中国把军队和军队设施从这里撤走。这是直接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世界上有哪一个主权国家容许将本国的某个区域划出来,搞成与邻国建立的什么“和平区”或“中立区”?所谓把西藏建成“缓冲国”,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早在 19世纪末染指西藏时就提出过的主张。时过八九十年,一些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别有用心地重新包装出笼,通过达赖喇嘛的口提出来。

    我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议会通过干涉我国内政的上述“西藏问题”议案,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五点和平计划”的实质是分裂中国的“计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藏独立”阴谋,是达赖喇嘛在美国某些反华议员的精心策划下,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一幕荒诞剧。

    达赖的“五点和平计划”在西方得到支持,在西藏也产生了恶劣影响,因而导致1987年9月发生拉萨骚乱。

    “七条新建议”:洋人炮制的把戏

    1988年6月14日,达赖又到法国斯特拉斯堡,准备在欧洲议会发表第二次“重要演讲”。但是欧洲议会对他反应冷淡,议长声明不会见达赖,也不让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欧洲议会办公室和议会政治集团主席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议会没有邀请达赖喇嘛,但他仍不死心。他采取了一种补救办法,6月15日下午,他在欧洲议会大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把这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在苏黎世印刷的书面声明,即《对欧洲议员的演讲》(英文)稿散发给各国的记者。在讲演稿中,达赖重弹所谓“中国政府在西藏践踏人权”、“向西藏大量移民”等老调。重申他1987年9月21日在华盛顿提出的“五点现实的解决方案 ”,并提出了“七条新建议”。

    这个所谓“新建议”要点是:(1)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的关系;(2)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的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4)西藏政府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执行首脑、两院制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萨;(5)西藏的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6)西藏禁止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7)应该召开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西藏通过非军事化而成为和平的圣地,在这个会议召开和非军事化、非核化实现之前,中国可以有权在西藏保持以防御为目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

    达赖的所谓“新建议”,有些提法与“五点计划”调子相比,有所变化,通篇未提“西藏独立”的字眼,但是,其实质依然是分裂中国,是一种变相的 “西藏独立”或半独立。这个所谓“新建议”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20世纪初,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而炮制的关于“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而不是拥有主权”的说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当年6月19日,我国政府重申,“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达赖集团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依赖外国势力的支持来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这是办不到的。在主权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达赖喇嘛抛出的“五点计划”和“七条建议”毕竟是洋人为他炮制的,原本就是一些反华分子玩弄的把戏。“五点计划”和“七条建议”出笼后的十余年里,达赖在公开讲话中,时而说要坚持,时而又说要收回,反反复复,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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