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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绵病榻: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

热度26票  浏览3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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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个下午,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电动升降病床上。蒋介石这天的精神不错,他呼唤值班的台北荣民医院护士罗小姐。蒋说,过两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吧!罗小姐翻开蒋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诗三百首》,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蒋介石对这首熟悉的诗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让罗小姐念了一遍,就转念别的诗句了。罗小姐接下来念的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当念到最后一句时,蒋介石脸上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罗小姐起先还不太懂诗里的意思,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缠绵病榻

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时发生的一场车祸。意外发生前,蒋介石的车队甫自市区兜风归来,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反应不及,该踩煞车时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总统”座车向来稳妥安全,故而蒋介石、宋美龄坐车从不系安全带。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由于突如其来的力道过激,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冷不防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0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体力不济的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0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示 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四个月前,一九七0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下一段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他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即将结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这可能是蒋介石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 祖父母示 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直喘大气,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惊觉蒋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陈耀翰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蒋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惟恐蒋介石一旦请假,大权岂不旁落,立即召来陈耀翰,严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再无医官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蒋介石,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正式成立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余南庚赶到台湾后,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蒋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驾驶,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四十六公斤,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么孙)当天在士林官邸举行婚礼之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随从人员发现,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真假遗嘱

蒋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曾挣扎着写下一幅毛笔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应该是蒋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小蒋立即差人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

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由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是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一二分钟后,蒋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应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此说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兆铭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铭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 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一部纪念文集中,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王丰 台湾知名传记作家,蒋介石家庭传记历史权威,著有《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蒋经国情爱档案》等15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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