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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初期的农业政策:马上皇帝忽必烈对农业重视

热度143票  浏览291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2月28日 00:27

  金元之际,北方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蒙金战争。战争初期,蒙古军队推行了残酷的抄掠政策,“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窝阔台时期虽然稍有改变,但杀伤劳动力的现象仍很严重。在灭金过程中,蒙古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县)、许州(今河南许昌)、考城(今河南兰考境)、蔡州(今河南汝南)、归德(今河南商丘)、凤翔(今属陕西)等地,都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开封被围后,疾疫流行,加之饥馑,五十日内死亡人数多至90万人。激烈的战争和残酷的杀掠,造成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战争中,蒙古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掳掠居民充作奴婢,号为“驱口”。驱口数量之多,“几居天下之半”。耕地也遭到严重破坏。蒙古族是活动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他们也把游牧生产方式带进了中原地区,各地驻军不断“分拨牧马草地”,占用了大片农田。河南、山东地区为蒙古军屯戍之地,牧场遍布。昔日的耕地变为牧场,专放孳畜。窝阔台近臣别迭甚至扬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尚存的耕地也因蒙古军践踏而多荒废。

  在蒙古统治之下,中原百姓无力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当时称为“汉地不治”。宪宗即位时,蒙古已统治中原二十年,华北地区依然“土旷民贫”,关中地区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四川、两淮、襄樊地区,也因蒙宋战争激烈,人口流失大半,如四川地区在兵燹中居民“十亡七八”。有些地区甚至“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独啸聚其间”。直到至元前期,王恽在奏章中还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在前南北边徼,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

  经济的破坏不利于元朝统治的稳定,而在对中原地区几十年的统治中,蒙古统治者也逐步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统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宪宗时期,忽必烈总领中原军政,在汉人、汉化蒙古和畏兀儿人的影响和支持下,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置邢州安抚司、陕西宣抚司以及河南屯田经略司,局部实施汉法,获得良好的效果。忽必烈即位后,全面推行汉法,“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他对蒙古贵族说,“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抛弃了以前那种变农田为牧场的做法,雷厉风行地采取“重农”、“劝农”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一转变,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说的,“在长时间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

  一、在中央和地方设置劝农官和劝农机构,建立相应的官员考核制度

  中统元年(1260年)置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使选择通晓农事者担任各地劝农官,以监督和指导农业生产。次年设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陈邃等8名精于农事的官员为劝农使,分道考察各地农业生产状况。又下诏天下:“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户口,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至元元年(1264年),推行迁转法,迁调各处官员,进一步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地方官考课五事中为首的两项标准。七年(1270年)二月立司农司,以中书左丞张文谦为大司农,分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同年十二月,改称大司农司,以御史中丞孛罗领之,各道提刑按察司兼管本道农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并负责考核各地管民长官,考核结果作为管民长官升迁或降黜的依据。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指导各地农业生产。司农司设立的五六年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元代前期,地方官在劝农和吏治方面很有成效,有的记载还说当时“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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