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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兵朝鲜决策是非和得失:战争没有最后赢家

热度108票  浏览36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9月07日 13:39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50多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 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

  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 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

  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 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

  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

  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以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 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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