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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驻外使臣制度的创立:政治派系斗争相当激烈

热度125票  浏览28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09年11月28日 15:20

  驻外使臣制度的创立,是近代中外关系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使臣制度设立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使臣不隶属于专职的外交机构,官职既非实缺,归国后也无升迁的专途,其选用以至出使活动往往受到政治派系及其复杂关系的影响。政治派系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使臣发展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当前关于晚清驻外使臣群体与晚清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在李鸿章的研究中,偶尔也有论及,但迄今为止,未见有人对这一问题作系统的梳理,更没有把这种现象放到整个晚清政局中予以考察。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的同时,也想为深入分析驻外使臣的活动及其影响提供一个切入点。

  一、李鸿章与早期驻外使臣的选用

  综观晚清政局,以甲午战争为界,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大局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湘军、淮军、清流及满人统治集团。甲午一战,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政治地位丧失殆尽。淮军式微后,清流也因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分化,政坛出现多样的格局,直至清朝完结。

  政治派系这一演变的阶段性,与出使大臣任用制度的变化,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正好为考察驻外使臣与政治派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分析框架。甲午战争之前及战后几年间,对出使大臣的任用影响最大的“王大臣”,莫过于淮系首领李鸿章。

  已有研究表明,出使大臣郭嵩焘、许钤身、容闳、曾纪泽、李凤苞、许景澄、张荫桓、刘瑞芬、洪钧、黎庶昌、崔国因、薛福成、李经方等14人的出使,与李鸿章有或多或少,或近或远的关系。其实,由李鸿章举荐或赞成出使的,还不止上述诸位。如果不考虑留学和同文馆出身的,也不考虑公事往来关系,仅就具有私僚性质而言,至少还有以下10位使臣与李鸿章有关系。

  首任驻美使臣陈兰彬早年曾几次得到曾国藩的举荐,并延请入其幕。同治十年(1871)七月,李鸿章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藩奏派其携带幼童出洋。出使后,李鸿章称道他“识力诚毅,廉正可靠,驻洋三年筹办要务均极精详”,请总署在古巴华工定案后,“斟核保奏,俾旌劳貰。”

  首任驻日使臣何如璋由李鸿章和沈葆桢“交疏以使才荐”。何前往日本前,特意到天津谒见李鸿章,详谈出使之事。

  首任驻日副使张斯桂是曾国藩幕僚,他曾受曾国藩之命,写信邀容闳入幕。由于曾国藩幕僚的身份,与李鸿章也有了私交。在出使日本期间,他与李鸿章时有书信往来。通过信件,李鸿章还曾“劝励”他和何如璋之间“久不相能”的关系。

  谕命但未任的驻日使臣李兴锐先为曾国藩幕僚,后助李鸿章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同治年间,李鸿章如曾国藩一样,多次奏保李兴锐。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清政府谕命李兴锐为出使日本大臣,李因病未能前往,李鸿章为其上奏,以病请免出使。

  第二任驻美使臣郑藻如作为李鸿章幕僚,是协助李鸿章办理军需工业的重要人物。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向清政府推荐郑藻如担任津海关道,任职二年余,“倚如左右手”。后又曾协助李鸿章与巴西订约。光绪七年(1881),由李鸿章保举出任驻美日秘使臣。

  驻英使臣罗丰禄和驻美使臣伍廷芳均是李鸿章幕僚。罗丰禄在李幕帮办水师营务等事项。伍廷芳则长期在李幕任洋务局委员等职,翻译外国律法,参加外交交涉。两人的出使,据说是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和李谈起伍、罗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回国后便分别保举他们为出使英国大臣和出使美国大臣。

  驻日使臣徐寿朋光绪初年辟居李鸿章之幕,甲午战后,曾经与李经方、伍廷芳、罗丰禄等人,随李鸿章赴马关谈判。之后,成为驻朝鲜使臣。

  驻英使臣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入李鸿章幕以后,从李鸿章办外交。后被李鸿章保举为出使英国大臣,曾是使臣中最受非议的人物之一。

  驻德使臣吕海寰在李鸿章奉旨出使欧洲,途径上海时,前往送行,请示而后外交事宜,并递门生帖,受李鸿章赏识,不久,调署苏松太道。1897年李鸿章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保荐吕海寰“堪膺出使外国之重任”,经光绪皇帝召见后出使。

  以上是就史料中明确记载与李鸿章直接有关系者。使臣中另有一部分人,也可以看作是与李鸿章有关系的,他们是曾由李鸿章保举的驻外使臣的随员、后来出任驻外使臣者。使馆随员是另一种形式的幕僚。这一制度虽曾遭到非议,但是长期存在,即使到外务部成立后还有保留。在这种私僚制度下,那些随员也可以看作与李鸿章有着间接的关系。事实上,李鸿章保举的使臣在选拔随员时,往往会听取李鸿章的建议。如郭嵩焘出使选带的随行人员,基本上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这种间接意义上有关系的出使大臣,可以举以下几位,徐承祖于光绪三年(1878)经前出使大臣陈兰彬奏带出洋。光绪七年(1882)期满,经陈兰彬保奏,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发往福建何璟等处差遣。后出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期间,李鸿章曾为徐的贪污事件开脱罪责,参见下文所详。汪凤藻于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洪钧出使俄德奥三国时,被辟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官。光绪十六年(1890)洪钧期满回国,汪凤藻随同归来,按惯例奏奖以记名知府用。次年,出使日本大臣李经方丁母忧,汪凤藻奉旨前往署理,光绪十八年(1892),接替李经方为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与李鸿章时有书信往来。

  与李鸿章有关系的,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放大。同文馆的创建与李鸿章直接有关。光绪二十七年(1901)外务部成立之前出使的仅有的两位同文馆学生,除上述汪凤藻之外,旗人庆常就与李鸿章有书信来往。崇厚擅订《里瓦几亚条约》后,当时朝廷中有人倡言杀崇厚,李鸿章还曾为他辩诬,与曾纪泽和刘坤一同时请宽免崇厚罪名。

  甲午之前的几十年间,左右大局的各种政治势力中,湘系在曾国藩去世后已经大为沦落。政坛的主角是以主张洋务的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与以反对洋务的李鸿藻为核心的清流集团的对峙。驻外使臣属于洋务派之列。李鸿章既以精熟洋务著称,自光绪九年(1870)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任将近30年,1897年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其主持外交时间之长,职权之重,几无出其右者。因此,甲午战争之前使臣的出使与李鸿章关系最为密切,亦属情理之中。而清政府在选拔使臣时,也常常对李鸿章寄予重望。光绪二年(1976),李鸿章曾对沈葆桢感叹说:“使才本难其选,欲稍有资望者更难。总署再四催索,敝处亦无以应。人莫不求官,而不求出使。其愿使者,又恐不甚可靠也。”可见,李鸿章保荐出使大臣是依制度行事。

  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去世之前,谕命为驻外使臣的35人中,有26人与李鸿章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这种影响力,是当时其他任何一位政坛人物所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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