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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有才但害人成性 才德反差巨大震惊毛岸英

热度83票  浏览39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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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康生领导下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对康生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这篇由他口述的文章,记述了一个真实的康生。

学识广博,贪欲亦重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1938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写得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

康生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

1938年7月1日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一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江青当时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也就是打小鼓。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土改时,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知道了。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

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得哪个好。

他的这些知识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1924年、1925年就在上海的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背后,许多人都知道他并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自己刻一闲章“鲁赤水”与“齐白石”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

康生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是想以此博名。他日夜梦求夺取高级文物的卑劣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1980年或1981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她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

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他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专家介绍,这种瓦砚世存仅有数只,境内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玉质,一般是铜的,至今只发现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博的。这方面连陈独秀、瞿秋白都不如他。

害人成性,心狠手辣

至于康生的为人,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1948年我还是在搞土改。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不远的阳信,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当时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的事。六十一个人出狱时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等等,清楚得很。但“文革”时康生却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于是总指挥换成了康生。他在山东扫荡了两个区党委,被他斗下去的一个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另外一个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

整这两个人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当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讲话比较随便,说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都有,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

他的秘书凌云(曾任公安部长),早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就跟着他。文革中凌云被关进了秦诚监狱,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

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凌云把曹请到他家,把好房子让给曹住,避免他们闹得太僵,影响康生的工作。康生当时是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凌云说,我个人不仅为他服务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调解。结果,把我弄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

康生迫害人太普遍,好像要不断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

“这个人绝不糊涂”

康生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他外表表现出来的东西,常常与内心世界并不一样。

1947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7月间康生在晋西北临县郝家坡开土改工作会议,我去听会。在到兴县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经听说康生那里的情况了,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给我讲的。他们说,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他们说,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不敢惹他。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玉章)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也怕。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土改工作团汇报情况。晋绥这个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苦雇农的要求。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地,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农村厚葬,稍为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大家希望他能对这些事作出结论。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列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但在郝家坡会上,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我们当时在塑县的做法,跟他在临县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康生要我单独向他汇报。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那天听了并没有生气,只是批评我说,你是个书呆子。

一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是组织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已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我们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个墙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墙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是礼尚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只说我是书呆子,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

1960年6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去看原单位负责人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我,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编《辞海》去了。他说,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为什么必须告诉你呢?当时康生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只是指这件事。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真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做一首诗、一幅画。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

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文学艺术知识比较丰富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

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上世纪60年代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摘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来源:天天新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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