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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囚徒:1946~1949年张学良的两次秘密迁移

热度60票  浏览16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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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6年,对于已被囚禁10年之久的张学良、赵一荻来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十年的“严加管束”,抗战中辗转数地,此时似乎能看到恢复自由的一丝曙光了。

张学良的心情自然是不平静的,作为军人,他感到惭愧,没能为抗战出力,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却仍被关在贵州偏僻的“夜郎国”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

在贵州关押期间,他的活动范围仅在二三百米内,白天在刘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尚可到附近走走或垂钓,一到夜晚,便只能呆在屋里,囚禁的内外圈,均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军统特务把守着,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这种孤寂的囚禁生活,惟一可以慰藉的是,当收到各种报纸、杂志时,获悉外界变化……焦急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亦参加,并提出释放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周恩来在小组会、大会上多次提出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他说: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

但蒋介石不以为然,不为所动,直到会议结束,仅释放了叶挺、廖承志。

张学良无法了解政治协商会议的内情,他仅将报上的报道剪下,存在日记本中,因为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张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

当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扣押,是否释放蒋介石,是否要蒋介石签字保证、画押,各方争执不下,最后蒋介石仅是以“领袖”的口头承诺作为依据得以脱身。现在“和平建国纲领”虽好,有各方的签字,但谁敢保证它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后来形势的发展,恰恰被张学良言中。

贵州的3月,阴冷潮湿。3月29日,张学良从报上悉戴笠于17日在南京因飞机失事被烧死。戴笠之死,对囚禁中的张学良、赵一荻来说,会有不大不小的波动。他们太熟悉这位执掌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老板”了。

西安事变时,戴笠亦被扣,但张学良并未太为难他。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遭扣押,实际上一直是交戴笠负责“严加管束”。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抽空去探视一两次,并顺便带些生活用品或食物、信函等。张学良在贵州桐梓囚禁地就是戴笠物色的。这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原属国民党兵工署下的兵工厂,戴笠巡视后,认为此地自然风景好,又方便警戒,报蒋介石批准,就在兵工厂蓄水池附近盖了一排房,将张学良与赵一荻从修文阳明洞迁来。戴笠每次来,总要陪张学良聊聊天,或四处看看,有时也会派人送信或送些罐头、水果来。张学良寄出信函则由刘乙光带出交戴笠转呈,从两人信件来往的称呼上看,戴笠称张学良时有“副司令赐鉴”、“汉公赐鉴”,而张学良的去信是称“雨农兄”。大家都是客客气气。作为看管者,戴笠从生活上是给予张学良照顾,这其中也有蒋夫人、宋子文的关照。但戴笠不时也会“警告”张学良,来信“请勿书明现在之住址……以公之声望与晚(戴笠信中均称自己“晚戴笠”)之处境不得不慎重将事耳……乞深居简出,为国珍重”。蒋介石不想让人知道张的囚禁地。戴笠突然摔死,国民党军统局顿时乱成一锅粥,连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一时也不知所措,一时间张学良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很快,1946年4月15日,军统派了李肖白处长陪东北元老参政员莫德惠进山探视张学良,顺便将积压的信件一起带来,在桐梓住了五天。这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的。面对一大堆信件,张学良看得“头晕眼花”。这五天的时间,让张学良百感交集,每次与莫德惠交谈,尽管刘乙光总是“陪伴”着,听到东北同乡寄望的厚情,张学良“五内酸痛,真欲泪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白天与莫德惠聊天或一同垂钓,晚上畅叙到深夜。直到行前才急急陈铺素纸,一一回信。家信自当必回,同时给蒋介石、蒋夫人及一干老友一一回信,根据莫的提议还给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各书一函,莫德惠希望通过他们向蒋做些工作,争取早日“解禁”。张学良在“给同乡诸友一函未书上款”。囚禁中的张学良仍不愿意自己为“同乡”带来麻烦。

莫德惠离去后,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写了许多的回信和家信交他们带去。因这几天累了,追忆。”戴笠走了,莫德惠来了,这些信件发出去了,如果是“投石问路”也该有些回应吧!

1946年9月21日,终于等到音讯了。刘乙光跑来告之:“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至渝请示一切。”刘乙光带回的消息是,先到重庆等待安排。毕竟在这里居住了几年,现在将要离去,得到“恩准”,在刘乙光及夫人的陪同下“游兵工厂的大山洞,再到招待(所)小饭,又游红花园(在桐南约16公里),游元田坝、峰岩洞(在桐北约15公里)”。这时,张学良、赵一荻才对自己居住的周围环境有了了解。

从知晓要到重庆去,张学良就开始整理行李,等了将近一个月,10月14日几辆汽车来了,大家七手八脚赶紧装东西,随行的看守们也希望早点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大山。10月15日,天蒙蒙亮,4点20分由桐梓出发,一路颠簸,下午约6点半抵达重庆,“住渝郊外之松林坡(原为戴雨农所建)”。

松林坡公馆---是抗战期间中美合作所为蒋介石修建的,实际上蒋介石一天也没有呆过。倒是戴笠常去小住,被人称为“戴公馆”。这是一排位居歌乐山半山林间的平房。四周原本就戒备森严。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提到,张学良到松林坡第一次进餐时,刘乙光全家都和我们一起陪他吃饭。刘乙光的两个小孩把吃剩的骨头向地上吐,他看了连忙笑着说:“这样不行,这不比过去我们住在乡下……可不能再随便向地下吐东西!”

张学良与赵一荻是秘密押解到重庆的,自然来探视相伴的都是原国民党的军统大特务(1946年10月1日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如张严佛(军统结束办事处主任)夫妇、李云波(即李觉,时任中央训练团分团主任)夫妇、徐远举(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少将军衔)等人,轮流作东,打牌、吃饭……

所有陪伴的人都清楚,蒋介石绝不会释放张学良,也知道张学良与赵一荻下一处的囚禁地点在台湾,只是在等待安排专机等事宜。他们对张学良只告之正安排专机准备去南京,一旦安排妥当,立即动身。

离开贵州大山,来到重庆,按常理讲,抗战胜利了,十年的“管束”亦到期,应该没有什么理由再羁押了。张严佛等人“营造”的气氛,让一向喜欢热闹的张学良,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11月1日,张学良、赵一荻得到通知明天动身,飞机已安排好了,这是张学良与赵一荻在重庆松林坡也是他们离开内地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此一去,永无归期。

谁又能想到,1949年10月,就在此地---松林坡公馆又成为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将军的葬身之地。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杨虎城也是从贵州被押往重庆,他一踏进室内,后面就传来儿子拯中的惨叫声,杨将军急转身去,特务的利刃便扎进腹腔……特务在掩埋时,还在杨将军的脸上淋上镪水。这一幕,张学良很久以后才得知。

11月2日,重庆白市驿机场,早6点一刻,李觉、徐远举等到机场送行。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8点40分抵武昌徐家栅机场加油。”直到此时,也没有人告知张学良飞行的目的地。如果再往东飞,就是南京。加完油的飞机起飞后却往南飞。“12点15分抵台北松山机场,余知是到台湾。”

“陈长官派周处长一鹗、刘县长启光、连谋、陈达元在机场迎接,到陈达元寓所午餐。下午两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5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

从日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张学良、赵一荻是飞机落地后,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台湾,无奈愤懑之情,跃然纸上。一下飞机,就登车到新竹。11月3日上午9点,离开新竹,在刘启光县长夫妇陪同下,汽车沿山路东行,山路崎岖,人烟渐稀。约在下午1点抵达井上温泉。两天的时间,张学良与赵一荻飞越了大半个中国,从行程安排看,几乎是“马不停蹄”,直奔事先安排好的目的地---井上温泉。所有行动中的人都知道要去的地方,惟有张学良与赵一荻最后才被告知。从新竹到井上,汽车行驶近4个小时,如果按每小时30公里算,井上离新竹约有100多公里。

  

  (二)

  

  井上温泉的这栋平房,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远离尘嚣,隐于青山绿水间,周围散居着台湾山地居民,即现称为“高山族”的同胞。多年的迁徙生活,使张学良能够很快地适应这一变化。收拾好房间,提笔写了谢函,请刘乙光转交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表示谢意。陈仪派其参谋长柯远芬前来慰问,同来的有谢懋德旅长、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交谈中,张学良对接收后的台湾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12月15日,陈仪专程到井上温泉拜访张学良、赵一荻。也就在前10天,张学良收到陈仪派人来送的一封蒋夫人信函及两盒糖果。这是张学良到台湾后收到蒋夫人的第一封信及礼品。陈仪的到访带有礼节性,给张学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张学良的囚禁岁月中,很难见到地方“封疆大吏”来探访,国民党的高官将领,深知蒋介石对张的态度,谁愿冒此风险去冒犯蒋介石呢?

两人交谈的话题,大多围绕中日关系。陈仪字公洽,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五期,曾任兵工署长,在福建省主席任内下令枪毙军统特务张超,得罪了戴笠。后任重庆行政院秘书长,在重庆组织过台湾培训班,抗战胜利后,受命接收台湾,组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陈仪虽是旧官僚,但为人清正廉洁,他对接收治理台湾有一套想法,如接收后,不希望有太多的驻军,仅靠警察维持。蒋介石曾褒奖他“顾大局”,使蒋有更多的兵力投入内战中,但陈仪无法控制各大派系及利益集团的掠夺、贪污。“二二八事件”爆发,“风暴”迅速波及全岛,蒋介石急调兵上岛开枪镇压,陈仪“引咎辞职”。1948年陈仪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1949年因策动汤恩伯起义失败,离职回上海被捕,先囚于浙江衢州,后转台湾,1950年被枪杀于台北松山机场附近。

张学良对陈仪讲述的中日历史之症结未来之发展及担忧,感慨良多。“彼对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言到吉田松阴对日本尊王,吞华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吞华之阴谋,被认为日本侵华思想一时难为消除,美国亦将上日本人的当。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联邦,但如中国人自己不自强,恐大部分政权反落到日人之手。”

张学良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留下这么一句:“此段甚有记载留给后来之必要。”30年后,中日成为邦交国,但两国间仍存有各种矛盾,张学良的日记,见证了陈仪当年的预言,“中国人要自强”,张学良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地反省自己……

  

  (三)

  

  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使张学良、赵一荻原本“平静”的山中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台北专卖缉私人员开枪打死烟贩所引发的一场波及全岛的暴动。但深层的因素是岛内民众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从1945年台湾民众涌上街头,欢迎“国军”,不到两年时间,频频发生民众袭击“外省人”事件。张学良到台湾后,就有感觉,国民党的官吏、军人以胜利者、接收大员的身份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并将大批接收的物资运往内地倒卖……民众生活难以为继。

暴动始于台北,很快向南蔓延,各地民众纷纷袭击衙署,殴打“外省人”。而台湾的大部分地区仅靠警察维持,陈仪已无法控制局面。

“隐居”于竹东山区的张学良,先是感到看守人员的异常神情,私下交头接耳,焚烧文件,收拾行李。3月4日,从竹东来了一辆卡车,送来了米、面、菜,同时井上温泉的警备升级,窗口外,全部是手持武器的卫兵把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张学良三次派人请刘乙光,想请他讲讲发生了什么情况,刘乙光不理睬。张学良只好到刘乙光的屋里,一看,刘家人也在收拾东西,刘太太和孩子都换了衣服,随时做好逃离的准备。问刘乙光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在准备撤离,惟独没有人通知自己该作什么准备。

刘乙光不耐烦地应付说:“竹东也出事了,他们把区公所烧了。”竹东离井上约30多公里,是井上到新竹台北的必经之路。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刘乙光的冷淡,张学良似乎从中嗅到了什么……毕竟行伍出身,张学良后来对人讲述这次经历时说过,一旦到了最坏结果,他准备抢枪……

据说当时刘乙光已接到上峰秘令,如有人冲击或借机“劫”张学良,就……在刘乙光与看守人员的眼中,平时可以客气对待“副座”,但危机来临,他的职责不是保卫“副座”安全,而是不让“人犯”活着出去。

张学良则认为,“利害相同,有什么事应该明白告诉我”。看到刘乙光夫人不时找借口来察颜观色,刘乙光则避而不见,见面连招呼也没有了,张学良觉得这些人“可怜又可笑”,“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地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鬼祟祟拿我当傻瓜,可气!”

两人的地位、身份原本就不一样,想法及处事方式自然不同,张学良所经历的“风浪”多了,想想这是他们的职责,“也不外乎那一套”,生气归生气,照样睡大觉。这就是张学良的性格,处乱不惊,处变不慌。

但刘乙光在处置这次事件中的“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张学良。随着“二二八事件”的平息,井上温泉又渐恢复平静。张学良从刘乙光的讲述中,才大致清楚当时山外的情形,张学良也坦率告之自己的意见,希望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隐瞒。可以想见,张学良提醒应注意的几件事,刘乙光心里肯定不舒服不痛快……

5月的井上,风和日丽,草木葱郁,一派生机勃勃。不时有客人来访,为单调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变化。让张学良感到高兴的是,莫德惠要来探视。自贵州一别,一晃一年过去了。5月12日下午5点,莫德惠风尘仆仆地来到井上温泉,老友再次相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莫德惠依旧捎来诸多朋友的书信及礼品。与贵州的幽禁处相比,两地的风景皆不错。但这里生活条件更差了,旧式木板房,简单的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日稍遇大雨,四处漏水,而台湾又是台风的必经之地。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遭遇暴雨,人车皆无法通行。

与莫德惠在贵州见面时,张学良与莫合影了几张照片。后来莫德惠接受了《大公报》记者高学逵的采访,发表了《张学良的生活---莫德惠由黔归来谈》一文,并配有张学良个人的照片及张、莫在河边垂钓的照片,这篇访谈分别刊载在1946年重庆版(4月26日)与沪版(4月29日)的《大公报》上,张学良看到后,专门将两张报纸剪贴,并在张、莫合影的照片之上,用毛笔小楷记下:“这是我同莫先生在贵州桐梓照的。”5月18日,莫德惠动身离去。这一走,何时能再见?张学良又写了20余封信托他转交,并题签他们在一起打网球后的照片及两人坐在小桌旁聊天的照片。“网球作戏。于台湾井上温泉,柳老纪念。毅庵三十六(1937年)五、十六。”这些照片后来都发表了,让世人看到1946年在贵州、1947年在台湾井上温泉时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影像,也让人们看到了看守刘乙光的“真面目”。在囚禁地,刘乙光是“最高长官”,少将军衔的“看守者”。

(四)

  

  1947年10月,有两位客人的探访,在张学良的日记中有记录,一位是张严佛,一位是张治中。张严佛是奉命前来的,10月19日,张持时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的亲笔信到井上温泉,说是在此小住一段,暂时代替刘乙光。从张严佛后来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张学良诸多的牢骚与不满,包括多年的积怨与两家日常的摩擦。实际上,张学良的不满与怨气更多是针对“二二八事件”中刘乙光的态度与做法,完全是把他当作“人犯”来对待,那种冷漠与职业的面孔。当时张学良是很生气,却又只能自己化解。张严佛的到来,刘乙光休长假了,这些牢骚话,加深了张严佛原本听说张、刘矛盾很大的印象。张学良久居山中,无可聊天之人,亦会口无遮拦。他们在一起谈往事,谈明史,谈历史人物,有时也会涉及时政。正如张学良在日记中说“在此间数日,无所不谈”。张严佛是11月11日离开井上温泉的。

在此期间,10月30日,井上温泉突然来了几位客人,即张治中(字文白)与妻女。张治中的探访完全是偶然的,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听说张学良幽禁于台湾新竹,便找到原是张治中的学生、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提出要求。彭孟缉未接到“上峰”通知,不敢答应。张治中言“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才获同意安排进山。

  张治中的突然到访,张学良是很高兴的,早早就迎候在门前。距1938年湘西沅陵相见已有9年。张严佛借故躲开了,赵一荻则带着张治中的家眷,沿小路上山游玩,留下张治中、张学良两人聊天,话题自然离不开“恢复自由”之事。张治中在回忆中谈到,“他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哪里,他就住哪里,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先观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自由”对于张学良来说,实在是太渴望了,他已经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了。虽然在井上,在日常生活中有小范围的空间,可以到屋外或周围散步、打球,但不能跨出警戒的圈子。他希望张治中能向蒋、宋转达他的请求。

两家人在一起吃过中饭,饭后接着聊,谈时政,谈家事,谈四弟张学思,也谈及与刘乙光及家人住在一起颇多不方便之处等等。张治中一家下午4点必须赶回新竹乘火车回台北,行前两人拍了照,张学良写了一首诗相赠: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话别之时,相对黯然,“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张学良叹息,张治中后来一想到此景:“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张治中一家在井上温泉仅呆了一天。张学良的诗后来发表在沪版《大公报》,但两人的合影有可能是张治中携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也是张学良在台囚禁期间为数不多的几张在内地发表的照片。

张严佛、张治中回到南京后,各自通过不同的渠道,将张学良的情况向“上峰”汇报。张严佛将在台期间与张的谈话及张学良的信报告了郑介民,并由郑特报蒋介石。而张治中则直接见了蒋介石,转达了张希望恢复自由的请求,蒋听后显示出不高兴的神态,谈话无法进行。张治中只好去见蒋夫人,告之张学良的情况及请求。

“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张治中的脑海里。宋美龄认为“恢复自由”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但改善张学良的生活条件“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张治中也许没有想到,他去南京,见了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的反映各异,给幽禁台湾的张学良带来两个变化。蒋介石非常生气,并把刘乙光找去,态度严厉:“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从1948年开始,对张学良的“管束”更加严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再无任何张学良与赵一荻的音讯。也无人再敢未经批准前去探访。同时宋美龄也将刘乙光召去,询问了张学良的近况,要求对张、赵的生活及住处给予更多的关照。

1948年1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井上温泉,给张学良带回了蒋夫人、莫德惠的信及家人闾瑛来信,还带回了蒋夫人送的圣诞蛋糕一块。原先计划迁往江西的准备也放弃了。虽说圣诞节早过了,但蒋夫人的关照到了。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老刘对我讲,他曾去南京,曾见过蒋先生、蒋夫人和柳忱等。”刘乙光是否告之实情,不得而知。但他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捏拿好个中的分寸,也真劳神费心思。难怪他的脸上很少能有笑容,总是给人忧心忡忡眉头紧锁的神态。

  

   (五)

  

  1948年到1949年,正是国共两党大决战的关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在东北、中原、西北、山东相继歼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紧接着又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如土崩瓦解,节节败退,从东北退到华北到长江沿线,并作好退守台湾的准备。蒋介石是无暇顾及张学良了,战线吃紧,他不时飞抵各地督战。内部各派争权日盛,1948年4月召开的“国大”,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则以1438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这个结局对蒋介石也是很不舒服的。

内地战火纷飞与台湾的风和日丽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时,幽禁于井上温泉的张学良、赵一荻仅能从报纸、杂志或友人、家人的来信中,得到一点消息。也许是蒋夫人的关照,对张学良的“管束”采取了“外紧内松”。刘乙光及夫人、张学良、赵一荻不时可以一同驱车到井上温泉周边游玩,如驱车五指山(海拔1061米),让夫人们在上坪宋家等待,刘与张登山观景,有时也集体外出野餐。1948年5月,刘乙光从台北归来,还带来一位“陪读者”即周念行,这也是蒋夫人关照的,周念行是研究明史的。山居期间,看病不方便,刘乙光从台北带来眼科、牙科大夫,为张学良、赵一荻治牙配眼镜。张学良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也会列出清单,请刘乙光托人去买。

刘乙光与张学良的关系也渐有缓和,刘乙光的孩子大了,便托张学良给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写信推荐,“谋一挂名,以增家用”。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濒于崩溃,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军事上也一败涂地,宋美龄决定只身赴美游说,争取杜鲁门的支持。张学良听说后,写了一封给于凤至的信,托毛人凤转蒋夫人带去。

1949年1月23日,张学良读报时,看到了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声明:“……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是在内有白崇禧、李宗仁相胁,外有美国人不支持,内外夹击下,才宣布“引退”并返回浙江奉化溪口。表面上看蒋介石躲在家乡,实际上依旧操纵并遥控着大小事务,如长江布防,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的进攻,安排蒋经国到台湾。这一时期,国民党军政要员络绎不绝于溪口途中。

李宗仁任代总统,立即安排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

1月25日,刘乙光给了张学良一张《申报》,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寥寥数字,无悲无喜,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尚不释放,如今败走“麦城”,此令有效吗?刘乙光第二天赶赴台北请示,几天后托人给张学良捎来一信言“大体已定,只等飞机”。到2月1日,刘乙光返回井上,说事情又有变化,马上搬迁转移,“仍未告之去何处。”

2月2日,夜里3点从井上温泉出发,赶到新竹飞机场,因天气恶劣,直到11点才起飞,12点10分抵台南冈山镇机场,机场已有军用汽车等候,直奔高雄要塞,秘密将张学良、赵一荻藏于要塞的兵舍中。为何要连夜紧急迁移?据一些军统(保密局)特务回忆,当时李宗仁代总统要求“恢复张、杨自由”,保密局毛人凤借口不知“张、杨”在何处,推托不办。尽管各界呼声高,具体事却无人落实,一拖再拖,遂成一纸空文。而张学良、赵一荻被囚禁于台湾井上温泉已让外界知晓,为“安全”故,将张学良与赵一荻秘密转移高雄,与外界隔绝。

张学良、赵一荻在高雄寿山要塞住了将近一年,直到1950年1月再迁回井上温泉。此后数年,张、赵的幽禁情况被严实地限制在为数不多的小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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