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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40年前的故事:周总理与被保护的老干部们

热度71票  浏览27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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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交给我们一项特殊任务

周总理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感人事迹,早已在社会上传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并记入史册。当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心里一直沉甸甸的。四十年过去了,周总理和保护在北京二七厂的8位老干部,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但是,多年来我时常被一种历史责任感鞭策着,不把它写出来,心里就永久不得安宁。

1968年9月,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第二年初,上级指示我们,要往工厂安排几位“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后这样安排的。自从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开始,夺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省、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不仅日夜遭受批斗,人身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中央曾以开会名义,把这些老同志召到北京,分散安排在几个地方。可是,不知怎么被“造反派”知道了,一夜之间,住在南长街一处小院的几位省的领导,被劫持一空。住在中直招待所、中组部招待所的领导们,也相继遭到冲击和劫持。周总理焦急万分,一面责令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立即设法找到下落,把人全部要回来,一面立即向毛主席报告,研究如何采取更加周密的保护措施。经毛主席同意决定,以下放劳动名义,把这些同志安置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车辆厂和新华印刷厂保护起来。因为这几个厂是中央警卫部队军管的单位,是毛主席抓的“点”。那时,总理办公室有3位秘书在军宣队工作。总理通过他的秘书、二七厂军宣队领导成员周家鼎(为了保密和方便工作,进厂前,总理建议改名贾汀)指示工厂和军宣队,要做好几项工作。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一个人被劫走或去工厂找他们的麻烦;第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包括食宿、看病、用车等;第三,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适当安排点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便于接近职工群众,从事一些社会调研工作;第四,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以及给中央的信件,要及时送交。

周总理的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了他保护干部的一贯思想,他曾在许多场合说:“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功过分明,该保的一定要保。”他还说:“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干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革命传统。”

从1969年开始,以中央名义,先后安排到二七厂的老同志有8位,他们是:

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宗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上将军衔。

王恩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将军衔。

江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五政委。

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

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黄欧东,辽宁省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朱德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州政协主席,延边军分区第一政委。

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无论是军宣队或工厂职工,对老同志来工厂的事情,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始终没被泄露出去。那时候厂里最好的住房,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苏联专家修建的招待所。这些老干部就安排在这里住宿。这是座两层小楼,除徐帅住二楼的一个套间外,其他都在一层,每人一个单间,面积十多平方米,距生产车间有段距离,环境比较安静。距职工食堂较近,吃饭还算方便。招待所门口有传达室,由几位老职工负责昼夜值班,有事及时与军宣队和工厂保卫科联系。刚进工厂时,担心安全出问题,军代表同他们一起上下班。夜间,军代表还时常在他们的住地周围巡逻。需要看病的,小病可以在工厂医院看,工厂医院看不了的,由军宣队派车到301总医院高干病区诊疗。为落实照顾老干部工作,军宣队领导指定我为联系人。

水乳交融,老干部同工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八位老干部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56岁,平均61岁。这些党的宝贵财富,党和军队的栋梁、功臣,虽然遭到“文革”冲击,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但是,他们在群众面前,心态平和,平易近人,表现出老领导的宽宏气量。

不论是先来的,或是后到的,一到工厂,就主动要求下车间,到群众中去。徐帅因年纪大,身体不好,活动由他自行安排。其他同志都下了车间。一开始到建筑车间。车间负责人为他们找来一箱从废木料上起下来的旧钉子,给每人发了一个马扎、一把小榔头,坐下来砸钉子,就是把这些不能用的弯钉子砸直再利用。干了几天,他们要求能不能找些有点技术性的活儿。经商量,又给老同志们换到了加工车间。这个车间噪音较小,环境也比较干净,劳动强度也不大。车间给他们选了一个工种――研阀门。那时二七厂制造的是蒸汽机车。阀门就是蒸汽机车风泵上用的放水阀。有现成的坯子,经过手工研磨,才成为合格成品。这种活看似简单,如果不经实践,力量用得不当,磨出一件合格产品也并不容易。即使熟练工人,也常出废品。老同志们有个特点,心细,好学。经过短时间的练习,有的已经能够做出合乎要求的产品,其中江渭清尤为突出。他磨出的阀门,数量与质量,都和熟练工人不相上下。工人和老战友问他窍门何在,他说他年轻时曾当过工人,稍懂一点技术。如果说干这种活儿有什么窍门,那就是要细心和耐心,要轻轻地研,慢慢地磨,不要急于求成。还有一位比江渭清同志更了得的是王恩茂同志。他说他是老兵,略晓军工生产,请允许他去生产军工部件的“三七”车间开机器。军宣队同意他去试一试。这个车间的设备比较先进,有些是进口的。他被分到一台西德进口的半自动化铣床学习。他的师傅是全国劳模杨永功的徒弟小左。通过他的勤学苦练,不久,便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动机器铣活儿了。经过质量检查员检查合格,再后就单独上岗,同正式工人一样,每天坚持八小时,从不迟到早退。他有睡午觉的习惯,每天中午吃饭后,即到宿舍睡15分钟,从来没睡过头。他是躺下即能入睡,睡着就鼾声如雷,满走廊都可听到。老战友同他开玩笑,说他的呼噜是“高水平”的。有时他也惟恐睡过,交代看门的李师傅:“如果15分钟到了还听到呼噜声,就赶快催我起床啊。”李师傅说:“老王生活太有规律了,用不着别人叫。”我们多次劝他不要太紧张了。每天干半天就行了,他的回答是不感到累。一个56岁的老将军和党的高层领导人,如此严于律己,和工人同劳动,伙食同工人一样,吃大食堂,赢得了工人的尊敬和爱戴。王恩茂性格特别随和,见人必先“老张”、“老李”地打招呼,虽然也有喊错的,但是绝大多数他都认得准,叫得对。工人见他也是无拘无束,称他“老王”,他非常喜欢大家这样称呼他。他同工人一起做工间操,一起徒步到近20里路的门头沟戒台寺拉练。在年轻人面前,他毫不示弱,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边走边向大家高喊“加油”,像当年带兵打仗那样,做宣传鼓动工作。

在工人们的要求下,王恩茂还给大家讲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教育大家不要忘记过去,拿出战争年代的精神,建设我们祖国的现代化。

没过多久,他们便同车间干部和职工无话不谈,有了意见或建议,都能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江华见到车间地上,到处散落着加工紫铜部件剪下的下脚料,磨研阀门落在地下的铜、铁屑末,他就对负责人魏天书说,我国紫铜开发量很少,价格很贵,扔了太可惜。应该分类收集起来,积少成多,冶炼后还能再利用。从此,车间立下规矩,每天下班前要清扫收存。几十年过去了,魏天书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那时,他们自己的处境那么困难,心中还关心着国家的建设,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深深地教育了我。”

此外,他们身处逆境,仍不忘联系群众,关心职工群众疾苦。常通过聊天、拉家常和休息日到工人家里访问等方式,了解群众生活状况。王恩茂、江华都曾到过工人家里串门。看职工居住和生活条件,问家中人口和收入,问除去生活、教育等开支后,还有无结余等等。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反映,这些老干部,能到一个普通工人家问寒问暖,真是人民的贴心人,党的好干部。

张宗逊,身为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样与工人打成一片,不嫌脏,不怕累,没有官架子。一次,总参军训部的同志到工厂看望他。他就在车间同大家一起坐在小凳子上交谈起来,谈得口渴了,随手端起一旁工人师傅茶锈积得厚厚的水杯喝起来,他的这一举止,使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肃然起敬。他们也很重视自身的学习,除了读书、看报,还自行组成学习小组,推举张平化为召集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时事和国家大事,交流下放工厂的心得体会。有时还建议召集人将其整理出来,作为书面汇报,托我们送给周总理审阅。

一个通知,让他们按月拿到了工资

老干部们刚到大食堂吃饭时,有些不习惯。我们曾想给他们指定窗口买饭,免去排队之累。他们没有接受,愿意同工人一起排队。我们也跟食堂交代,他们中间谁病了,给做病号饭。谁愿意吃什么菜,来个小炒也可以。那时候就餐要带许多票证,买主食分粗细粮,买菜有菜票、油票,用起来比较复杂。他们担心付票动作慢影响后面的职工,就干脆把放票证的纸夹子一下交给卖饭卖菜的炊事员自取。为此经常引得人们一边发笑,一边安慰他们说,不急不急。工人们不理解的是,那么高的领导干部,为什么都不舍得买贵一点的菜吃。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老同志有的被“造反派”夺权,工资停发,每月只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吃得起好菜吗?有的把烟都戒掉了,戒不掉的买不起香烟,就在街上买烟叶卷着抽(当时称“吹喇叭”)。即便这样也不敢放开抽。把烟叶撒成小片,实行自我限量,每日六小片,不够就忍着。朱德海同志便是这样做的。他手中拮据得很。一次,我去他的房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给我看。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他一层一层地解开,原来是几张有整有零的人民币。他对我说:“这是我攒下来的16元钱,够我女儿来北京看我的单程火车票钱了。再攒16元,就可以让她来了。”

当时这些老同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苦中寻乐的“晚宴”。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晚上,我到招待所去,一进楼门,便听到阵阵的欢笑声。走近发觉笑声是从江渭清的房间传出的。我敲门进去,只见桌子上放着两个白色饭碗,一个碗内盛着半碗白酒,一个碗里是猪头肉,在盛肉的碗上搭着一双筷子,五个人坐在桌子周围,高兴地推让着从谁那里开始喝。见我进来,忘了是谁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叫我坐下一起喝。我说我酒精过敏,有福享不了。但是我愿意同老同志们共享这种快乐和气氛。我说,我到食堂再取几双筷子吧?他们说不必,共用一双筷子显得更亲切,更随意。他们还讲述了这次“晚宴”的发起过程,推举哪两个人去买的半斤酒和一斤猪头肉。张平化说,多少年了,这种“打牙祭”的形式,还是唯一的一次。他们边聊边喝。我注意到了,轮到谁喝,也只是端起碗来轻轻地抿一下,夹一小块肉。不知转了多少圈,那点酒、那点肉,才被喝干吃尽。

相比之下,这些老干部的生活条件,落差实在太大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组织上为他们配有炊事员、警卫员、专车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衣食住行都用不着自己操心。而如今,单独一个人出来,生活靠个人照顾,的确存在许多困难。既然遇到了这样的处境,老战友们就互相帮助。例如,黄欧东省长有心脏病,怕在夜间发作,他就同他的两边邻居张平化、朱德海商量,以拍墙为号,听到拍墙声,就赶快到他房间帮忙。说着,他们进行了演习,张、朱回各自的房间,这边一拍墙,二人闻声一齐跑了过来。黄满意地说:“挺及时,没问题。”

我把上述情况向家鼎同志汇报后,他说,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过得太艰苦了。还说,要尽快回去向总理报告。几天后,他满带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总理听他汇报时的情况和圆满的结果。家鼎同志说,他是在一天夜里在总理办公室里向总理汇报的。当听到几位老同志共用一双筷子小酌的场面时,总理哈哈大笑。他说,这些同志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华同志,很讲究的,客厅、卫生间、卧室里,甚至门把手上都放着湿毛巾,以备随时擦手。现在能同多人用一双筷子吃东西,真不简单,还是多接近群众好。往下听,总理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也很少再问话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总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时而停下仰望夜空,时而又慢慢踱步。许久,总理指示他马上请值班的同志,电话通知遭受扣留工资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从下个月起,将他们的工资,按月全额寄至中直招待所转交本人手中。下个月,几位被扣工资的真的收到了自己的工资,个个高兴不已。张平化说:“以前我还从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原来每月三百多元啊!”朱德海也说:“过去都是秘书和管理员代办的,自己从不过问。”

他们感激周总理,同时又心疼周总理。他们说,总理无微不至地保护我们,可是,他的处境也十分困难,林彪、“四人帮”视他为他们抢班夺权的最大障碍,对总理实施栽赃、诬陷、刁难、围攻、精神折磨等卑劣手段,妄图扳倒总理。然而,总理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斗争着、工作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通知”。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这个通知后不久,仓促离开了工厂。他们听说是往外地疏散,疏散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记得,徐向前元帅走时,他的车路过军宣队门口,自己来不及下车,让秘书进去代他打了个招呼,即疾驶而去。离开最晚的是张宗逊、王恩茂,在1972年离厂。

数年以后,也就是在江华、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复出工作后,我们又见面时,他们曾一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担心我们被揪斗、遭迫害,报请毛主席同意,把我们从地方召到北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择地转移,目的就是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期间虽然生活条件苦一些,但最终我们还是被保住了,成为幸存者。这样才使我们获得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1975年1月,江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0年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审判工作。王恩茂、江渭清、张平化、张宗逊等,都先后又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除上述8位老干部外,由中组部、国家有关部委等单位安置在二七厂的十多位干部、学者和其他权威人士,也同样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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