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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独立,斯大林的蛮横让中国很无奈

热度92票  浏览10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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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有关史料可知,外蒙古脱离中国的过程自始至终都在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和操纵之下,并曾因沙俄与苏维埃的政权更替而产生波折:1911年宣称“独立”,1915年取消“独立”实行“自治”,1919年放弃“自治”重归中国,1921年再次宣布“独立”并成立“君主立宪”的“人民革命政权”,1924年废“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陷于纷争混乱,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后的南北政争,到后来的军阀混战、北伐、中原大战、国共内战,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政府可谓内外交困,根本无心也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但尽管如此,中华民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正式承认过外蒙古的“独立”。

  中国政府在法理上承认外蒙古独立是在1940年代后期,并由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先后实施的。对此,国、共双方后来曾互相指责对方“卖国”,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陷于此种意识形态对攻中不能自拔。究其实,当年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做出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都是万般无奈下的被迫之举。

  1943年11月,蒋介石参加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首脑“开罗会议”,通过据理力争,终于取得在会议公报中载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的承诺。然而,到1945年,由于美国为减少自身的人员伤亡而希望苏军参加对日本军队的作战,为此不惜损害中国的主权以满足苏联的要求,当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面时秘密决定“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中国东北港口“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经营中“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等。蒋介石对此自然是极为愤慨,曾在日记中痛骂“俄国强权”并指责美国总统罗斯福“卖华”、“侮华”,但形格势迫,也只能与苏联谈判。在谈判中,苏联先提出关于中国东北的“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的条件讨价还价,后来才同意旅顺港可不用“租借方式”,但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起初中方谈判人员据理力争捍卫对外蒙古的主权,但苏方态度蛮横,蒋介石担心东北的主权也受到威胁,后来才决定在苏联承诺“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的条件下“解决外蒙问题”(即同意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数十万苏军随即攻入中国东北,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更打不出什么有力的牌了,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在莫斯科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按约定向苏联发出有关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上述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与此同时,苏联也向中国发“照会”声明“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1946年1月5日,虽然明知上年12月外蒙古的“公民投票”结果是苏联操纵出来的,但国民政府还是决定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向新闻界发布如下公告:“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并由行政院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特此公告。”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古的主权。后来,偏居台湾岛的中华民国政府1953年宣布“废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1955年在安理会上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宣称“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其能否加入联合国尚“有待讨论”,其理由是苏联并未做到当初承诺的“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这虽然有条约依据,但也很难说得清楚,而且事过境迁,无济于事了。到1961年,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国出于阻止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考虑,向苏联让步而没有否决又一次有关蒙古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中华民国缺席表决,美国投弃权票),蒙古正式加入联合国,外蒙古的独立就在国际法的层面上完全确立了。

  距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三年后,在中国大陆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一次面对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早在新中国尚未成立的1949年2月,斯大林派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在与他会谈时毛泽东曾“委婉”地提出过外蒙古问题。当时毛泽东“主动问”苏共“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米高扬明知毛的意思是外蒙古应回归中国,但却装傻充愣地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只好挑明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这立刻遭到米高扬几乎斩钉截铁般的否定。随即,斯大林就此事发来一封电报“供毛泽东参考”,内称:“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要属于外蒙古。”电报语句好像还算“平和”,但实际显示出强硬的姿态,而且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先声夺人,隐隐透着威胁:弄不好,内蒙古也要“独立”出去呢!对此,毛泽东只好说中共“当然不会维护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路线,也不拟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显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原本依据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合法性的立场想要推翻1946年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但斯大林电报中不容讨论的态度和隐含的威胁使他们明白想要改变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此印象深刻,此后在与苏联的会谈中再也没有明确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的要求。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他就有关中苏订立新的“友好条约”的问题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外蒙古问题时也只能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其中的“如果”云云虽然折射出对外蒙古主权的不舍心情,但立场软弱到等于没说,所以斯大林读到这段话时在旁边批了一个“对”字。不过立场虽软弱,心情仍存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3日新中国与苏联建交,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又有另外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并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就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但其它国家都在发出建交邀请的当天收到了周恩来肯定的答复,唯有蒙古是在难堪地等待了十天之后才接到中国政府答复的,这表明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外蒙古问题的矛盾心态。1949年12月,为获得新中国所急需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方谈判签定新的两国“友好互助条约”。谈判之初,斯大林坚持要保留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规定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和经济特权,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力主要取消这些“不平等”的特权,双方争执不下,后来毛泽东让周恩来向苏方提出要“谈蒙古问题”,说新中国将“承认外蒙古于1945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而在随后递交的“照会”草案文本中就载明将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照会”与中方拟定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其意是说顺利解决外蒙古问题要以苏方同意放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为前提,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缔结。斯大林权衡利弊之后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1950年2月双方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也以互换“照会”的方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这标志着新中国从法理上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1950年7月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指示与苏联交涉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时还曾让周恩来提出外蒙古问题,但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

  总之,蒋介石和毛泽东在与苏联的交涉中先后决策承认外蒙古独立都是在既成事实下的无奈之举。1952年10月,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丧失外蒙古主权问题时曾说自己当时考虑“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这就是所谓“忍辱负重”。应该说毛泽东的考虑也大致类似,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在前,毛在此问题上的地位也更不利。可以说,蒋和毛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考虑都是把他们所认为的国家最大利益与自身政权的稳固交织在一起的。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蒋和毛当年的决策都有不周全之处,或许如果蒋介石不那样急于稳固自己对全国的统治以对付共产党,如果毛泽东不那么急于向苏联“一边倒”,事情的解决会有另外一种局面?但不论怎么说,蒋和毛都不存在什么“卖国”的故意。

   1945年8月蒋经国奉命出访苏联,在与斯大林谈话时摆出中国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斯大林曾回应道:“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这话很是蛮横难听,但在某些方面的确堪称国际关系的“至理名言”。上个世纪的中国国力孱弱且又内斗不已,在对外方面难于形成合力,所以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都有民族主义意识,在外蒙古问题上都曾有所坚持,但最终他们的努力还是都沦为了“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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