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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回眸:“1.5米铁路”与一个王朝的脱轨

热度44票  浏览45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9月27日 20:48

9月14日上午,成都市人民公园。老年合唱团祥和、悠长的歌声中,一位叫李涛的耄耋老人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事陈列馆前伫立沉思。李大爷告诉记者,每次路过这里,都会想起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的盛况。

老人回忆,通车那天,重庆和成都两个典礼现场人山人海,歌声震天!是啊,巴蜀人民怎能不为此欢欣鼓舞?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用短短两年零15天就把成渝铁路修成了,这既改写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更对辛亥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斗争中遭遇的艰辛与屈辱,给予了一次扬眉吐气的遥远回应。

修通一条铁路,曾是四川人民历时40年的梦想。然而,从清末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历经40多年,他们都没盼到铁路修成的那一天。有人戏说,40年时间,全川民众入股川汉铁路1600万银圆,仅仅换来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上那1.5米长的铁轨。

1913年,在成都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由川汉铁路总公司具体承办,修建了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碑座四面分别有铁轨、火车头、信号灯、转辙器等浮雕图案。碑上的这1.5米铁轨,浓缩和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史。

“赶造铁路为治内御外之唯一良策”,这在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普遍共识。民间自主筹措资金建造铁路的商办模式,在清政府推动下得到发展,全国民众纷纷入股。在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76%以上是从全省农民头上摊派的租股。吴玉章就此写道,因为租股等川路股款的征收,“全川人民都和川汉铁路发生了切身利害关系”。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清算了过去的商办铁路政策,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并与英、法、美、德的银行财团缔结了丧权辱国的借款筑路合同。这一举动,招致川、粤、湘、鄂等省人民反对。更致命的问题是,在铁路“国有化”中,清政府拒不归还四川的部分股金,点燃了四川保路运动的怒火。

以“四川保路同志会”和“特别股东会”为阵地,四川人民不惜罢市、罢课,甚至抗粮、抗捐,与清朝中央政府对峙达3个多月。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镇压民众的“成都血案”发生后,保路风潮发展为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以致武昌兵力空虚。

在保路运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被点燃,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各地革命党人乘势而起。大清王朝这列千疮百孔的列车,终于随着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脱离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轨道而一夕倾覆!

孙中山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朱德诗赞:“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四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鲜于浩说,四川人民在辛亥四省的保路运动中后起而成效甚著,堪称独树一帜,居功至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四川广大人民的广泛参与。

身为成都人的鲜于浩教授说,相比川汉铁路夭折的遗憾,巴蜀人民更愿意记住他们在保路风潮中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更愿意记住保路风潮中爱国爱家乡这种宝贵精神的生长和传承!(解放军报成都9月22日电/杨彪 程必杰)

历史的昭示

与民争利,加速清廷倾覆

辛亥革命之所以武昌一地起义,十余省纷起响应,原因之一即在于清廷在保路风潮中的面目大暴露,让世人认识到,非革命不足以扭转中华民族的命运!

被逼到绝路的四川民众,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中喊出了“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维权口号!这两句口号,是从光绪皇帝的上谕中摘录出来的。郭沫若认为:“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与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斗争。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尽管王人文、赵尔丰等洞悉基层矛盾的川省官员,均先后以“民气尚固”恐激化矛盾为由,建议清廷收回铁路“国有化”的成命,清廷却置之不理,最终激起了广泛的民怨,使得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当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更替自有其规律,就算没有保路运动出现,腐朽的封建制度也难逃行将就木的命运。然而,封建统治者漠视人民利益,甚至与民争利的举动,却加速了他们的灭亡。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关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警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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