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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 千万不能背弃那些最珍贵的东西

排行榜 收藏 打印 发给朋友 举报 来源: 新京报   发布者:全球军事网
热度264票  浏览79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9月09日 22:03

  一年了,从党政领导到普通读者再到文化界,很多人都在谈论一本叫做《苦难辉煌》的书,这部由国防大学教授、少将金一南耗费15年时间写就的大书,从2009年1月出版到现在,已经印刷了16次,印数达到30万册,并入选了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为了写作该书,金一南做了200多万字的笔记,读了500多本书,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运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资料,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独特的解读和分析,最终将历史原貌和文学的生动性有机结合到了一起。为此,本报近日专访金一南,邀他回顾写作这部大书的动机和影响。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进修,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赴美国国防大学讲学。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国防战略委员会专家委员,军队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学习时报》专栏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节目主持人。图/新华社

  动机 重新探索党的历史

  新京报:你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面,表现出了相当新颖的历史观,同时这种历史观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高层领导的普遍赞许,你的历史观是怎样形成的?

  金一南:“文革”开始我14岁,结束时24岁,正好是世界观形成的过程。那段时间我父亲被打倒,我由原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下子就跌入到了黑帮子女的队伍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革”让我们去思考,党真正有力量到底在哪里?那段时间党和领袖犯了那么多错误,把国家带到灾难里头了。

  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这个党为什么会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短时间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1921年建党时,才50多名党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剩下八百人,1949年就获得了全国政权,为什么?

  新京报:从个人的境遇转变到对党和国家历史的思考,这中间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最后又有些什么不同的发现?

  金一南:毛泽东当年有个感觉,就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很多东西都是我创造的,现在我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是从这里探索,这个党为什么能搞这么大的局面。一旦进入这个探索,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新京报:所以你对党和历史的理解,能够突破某些藩篱?包括能够看到其中很多并非一帆风顺的地方?

  金一南:从一开始,我看党的历史的时候就非常摒弃传统的观点,比如“党的历史是路线斗争史,是统一战线史,我们是联合各种力量经历各种巧合才取胜的”。随着我对党史的探索,我就感到,何其艰难啊,多少人牺牲,多少人奋斗,一将功成万骨枯。

  虽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事业归功于少数领导者,但是一定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奋斗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胜利就依靠他们。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

  新京报:在一段时间,“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似乎存在争论,你是怎么看的?

  金一南:前者是英雄史观,后者是唯物史观。我觉得这一点不能把它绝对化,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在这本书里,我重点写的就是关键人物的作用,各个集团里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博弈,高层决策所发生的碰撞。这些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救民,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这本书的材料准备和写作,我用了15年的时间,其实思想准备的时间更长。

  

  史观 满脑子都是现在的人和事情

  新京报:我在看《苦难辉煌》的时候,感到有很强烈的审美眼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但是历史需要客观和理性的穿透力,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你是怎么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金一南:窥破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刘亚洲政委,他说这本书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未来。我在写过去的辉煌和力量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现在的事情。过去的人都是真人,真人追求真理,我是在呼唤那一代的真理和真人。

  党千万不能背弃过去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把这些背弃了,终究有一天党会被历史所背弃。

  新京报:这种感怀,确实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不过在现实情境当中,重新呼唤那一代的真理,肯定有一个对当下现实的适应问题,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金一南:前不久在上海的时候,一位学者跟我说,描绘从1840年到2050年的历史,注定中国共产党绕不过去,因为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40到1949如果是以救亡为主题的话,完成这个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1949到2050年是以民族复兴和发展为使命。

  新京报:如你所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但是现在摆在党面前的民族复兴任务是不是同样艰巨?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金一南:最终谁能完成(民族复兴)这件事,谁就能在历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今天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们当然要建立监督机制和各种各样的制约机制。

  历史 中国共产党有一批“真人”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我之前看过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和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里面都写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国共合作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工作能力就远远强于国民党人,连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很佩服,这是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献身和精神力量所致?

  金一南:有的。一大的时候,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发言举座皆惊,很有冲劲儿和闯劲儿,力量非常强。国民党当时已经官僚化了,老态龙钟。一旦官僚化了它的效率就极大降低。我曾经跟《建党伟业》的主创人员说过,一定要抓住共产党人年轻大胆的特点。当时的共产党人,年纪轻轻就办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李大钊被绞死的时候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博古25岁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当时,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很可贵。

  新京报:这种感觉,就好像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金一南:包括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他的叔父没有儿子,要把一大笔遗产给他。陈独秀当时在北大当教授,他叔父就派人从家里来找陈独秀,就说少东家我们北京还有几个铺子呢,你先把北京几个铺子看看。陈独秀勃然大怒,说这和我没关系,不是我的,老子要搞革命的,要革你们的命。

  《建党伟业》原来有一句话,毛泽东跟他那个很好的女同学讲,我将来要么飞黄腾达,要么如何如何。我就说这句话必须得改,飞黄腾达是我们今天这些世俗人讲的,毛泽东那时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当时年轻人的热血和闯劲儿,你以为一官半职和十万两就能买到吗?

  新京报:不符合他当时的精神状况。

  金一南:当时的人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学习,共产党人不要官不爱财。蒋介石,袁世凯也都不贪钱,袁世凯经手的钱无数,经常拿十几二十万两去贿赂别人,但是他从不给自己的家里攒钱,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少钱。段祺瑞死的时候,家里也是穷嗖嗖的,都是这个劲儿。当年,这些人看钱就跟粪土一样。当时之所以能够搞成事儿,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黄埔军校门口挂着对联写着就是“升官发财请走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是黄埔精神。蒋介石北伐的时候,之所以一批军阀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所以我说黄埔军校建校时间最短,师资条件最差,办学条件最简陋,但是产生了一大批国共名将,就是因为它的黄埔精神,一扫当年旧中国的颓丧萎靡之气。像我在书里写的,当时武汉的街头富商都在呼喊世界革命万岁,当时是整个一个革命气氛,跟21世纪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蒋介石也很恼火,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就剩你们这帮贪钱贪房子的人,把我大陆给丢了。 

  历史不能重复,但是你要看我们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过那样一种状态。现在我们抓到党内的腐败分子,说在北京弄个房子里面大箱小箱装的都是钱,他在北京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到他的房子里把门一反锁,坐在里面看着钱抽烟。你看看今天这人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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