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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上海四行仓库敢死队长:为祖国而抗日(图)

热度108票  浏览256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1年1月29日 22:01

杨根奎曾经紧握钢枪的手展示着珍藏多年的证章

杨根奎

团长,我给你敬礼了

杨根奎将三枚证章正式捐献给建川博物馆

他,曾经在四行仓库作为敢死队长,血战沙场;他,曾经在日本战俘营作为苦力,死里逃生;

他,曾经在“文革”时期作为“黑五类”,受尽折磨;他,作为一代抗战老兵,至今生活贫困……

是否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

1突然出现的壮士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七十多年后,杨养正一直被视为“八百壮士”的最后一位。

杨养正病逝前的12天,2010年12月4日,一位90岁的老人悄然来到建川博物馆。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他抢过讲解员的话锋:“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接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时与日军肉搏的细节:“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4颗手榴弹,带了40多个人冲了出去。有个鬼子兵端着刺刀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枪把他给撂翻……”

老人浓重的四川口音,让73年前那场著名战斗,重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老人自称杨根奎,90岁,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闻讯赶来的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为证实老人的身份,故意将谢晋元遇刺的地点说成在操场上,老人马上纠正:“不是在操场上。”

“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他找到谢晋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脱帽,立正,敬礼:“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战斗)结束,退入英租界。我给您敬礼了。”在蒋中正的雕像前,老人深深鞠躬之后,肃然立正:“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随后,他又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雕像依次敬礼。

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他说,他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峥嵘岁月》,简直不敢相信真有纪念正面战场抗战的博物馆,于是让侄儿带他来这里。他掏出一个小木盒,推开盖子,里面是三枚铜质证章:“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和一枚上有“24中队3909”字样的证章。“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杨根奎说。

杨根奎,这位“最后之后”的“八百壮士”,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2“八百壮士”

1921年3月,杨根奎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白果场(现白果镇)红庙村的一户三代铁匠的贫苦家庭。1936年农历正月三十在什邡参军。入伍前,名叫“杨耀辉”,入伍后改名“杨根奎”。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部队奉命开赴上海,部署于苏州河沿岸。10月26日,谢晋元副团长率领524团第一营接管四行仓库,掩护部队撤退。此时,杨根奎已升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他清楚记得当年谢晋元的讲话:“我们坚守四行仓库,死守四行仓库,是牵制日军,掩护撤退,四行是我们的坟墓!”

将近800人的加强营,经淞沪会战的消耗,减员严重。杨根奎说,那时保卫四行仓库的总人数为397人。为迷惑日军,中国军队用“524团”代替“第一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

谢晋元将一连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二连在中央负责外围守备。杨根奎所在的二连三个排摆成三角形,打退敌人从左中右三个方向的疯狂进攻。此时,为后人熟知的“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当时叫杨得馀,任524团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他正带着一个排,约30人,守在四行仓库旁一幢三层高的砖瓦房中。

3突围敢死队

四行仓库临近公共租界,日军不敢用海军炮火攻击,也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使用芥子毒气。于是,日军调来骑兵冲锋。杨根奎指挥机枪集中火力先打马。落马的骑兵步履蹒跚,成了捷克式机枪的活靶子。

日军的进攻非常猛烈。杨根奎回忆:“我们排的一个机枪手,被日军机枪击中,是连续中弹,整个人都被打穿了。正面的枪眼很小,背后却穿出碗口个洞,瞬间就倒地了。”

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也表示同意并保证中国守军撤退。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谢晋元带领376人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杨根奎的二连一排40人,作为突围敢死队,每人一支手枪,四颗手榴弹。按照预先部署, 部队用重机枪掩护杨根奎的敢死队。敢死队占据有利地形后,再掩护其他人撤退。英国人的重机枪也开了火。在这次战斗中,约有10人负伤,杨根奎左额头上被日军刺刀挑开一道口子,左手腕骨折。而杨养正被弹片夺去了左眼。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

4壮士沦为战俘

此时,松井石根反悔了,威胁英国方面,如果让谢晋元部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于是,谢晋元部被英军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沦为“国际俘虏”,送至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

此时,蒋中正晋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杨根奎也被晋升为上尉连长。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后,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谢晋元被刺杀身亡。“八百壮士”无限悲痛,决定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杨根奎说:“这枚谢晋元纪念章,孤军营每人一枚。后来它就是我们‘八百壮士’的身份证明。”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八百壮士”沦为日军的俘虏。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杨根奎和杨养正都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一个月后又被送往芜湖裕溪口抬煤炭。杨根奎说:“那里既有国民军也有新四军,还有一些老百姓。”

裕溪口煤矿的俘虏生活非常艰苦。在那里,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高,战俘病了就埋在煤堆里烧死。杨根奎所在的战俘第二中队的中队长,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长,他告诉杨根奎,附近不远就有新四军活动。杨根奎决定策划一个越狱方案:战俘们以削尖的竹竿作为武器,兵分三路,相互掩护,偷袭日本人的据点,抢夺武器,集体突围。但越狱前一天,日军突然将战俘集中起来,周围架起机枪。杨根奎被单独抓到炮楼上吊了起来。

5越狱越狱再越狱

“几十个日本宪兵轮番打我耳光,脸肿得像馒头,鼻血长流,还有刺刀逼着,骂我大大的坏。”杨根奎说,宪兵队长单独审讯,问我为什么要逃跑?我想,大不了一死,也就毫无顾忌地声讨战俘营的非人生活。宪兵队长听了勃然大怒,却把火发到煤矿经理田中身上。之后,战俘们的日子略微改善,我休养几天后,又开始劳动。

第二次越狱发生在半个多月之后。发起此次越狱的是524团的机枪连连长雷雄。收工返回战俘营的途中,经过一段没有铁丝网封闭的铁路时,突然有人喊“快跑”。杨根奎将他前面的满洲兵打晕,夺了三八步枪撒腿就跑。但他发现枪里居然没有子弹。后面有炮楼上的机枪扫射,逃跑的人相继倒下。杨根奎扔掉枪,趴下躲避子弹。等到枪声停止,已没了再逃的机会,只得回到了战俘营。

晚上点名,日军认为他上次被打得半死,这次估计没有胆量再跑,也就没有追究。这次成功逃脱的人中,就有杨养正。杨养正得到附近新四军的救助,辗转回到重庆。

不久,杨根奎等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管他们的工头正是在524团当过传令兵的谢友杰,他在淞沪会战初就离开部队回了家,他答应帮助杨根奎逃出去。一天,南京遭到盟军和中国空军的联合轰炸,炸坏了长江上两艘渡船中的一艘。为了抢运煤炭,日军要战俘通宵加班。天全黑了的时候,谢友杰来找到杨根奎,说:“给你们准备好了。”这次准备逃跑的四人是:杨根奎、第二连连长邓英、第二排排长曾国良和其他部队的一名勤务兵张铁久。四人藏在谢友杰两口子睡觉的大床下面。大床下面挖了坑,周围的床单垂下。

6谢晋元纪念章的荣耀

日军发现少了人,便四下搜查。待到日军走远,四人便爬了出来,吃过香喷喷的蛋炒饭,谢友杰发给每个人好几百元汪精卫伪政府的“储备票”,给杨根奎一个战俘工头专用的袖章,让他们出去后到浦口坐火车前往石泉县,找游击司令部。

四个人越过铁丝网,一路跑到浦口火车站。因为杨根奎会一点简单的日语,邓英便安排杨根奎去买了车票。检票上车都没有发生意外,车行至石泉县,上来个汪精卫的和平军盘查。和平军问杨根奎为什么带着战俘工头的袖标却要去石泉县。杨根奎谎称姑妈嫁到这里,他去投亲的。临走时,这个和平军士兵还提醒杨根奎“附近有新四军活动,注意安全”。

逃出沦陷区之后,杨根奎四人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谢晋元纪念章”到沿途的部队、各级政府亮明“八百壮士”的身份,就一定会受到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

1945年8月10日,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的杨根奎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次日,第十战区政治部给杨根奎签发了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每人一套新军服和几百元路费,资助他们回重庆。行至河南南阳,杨根奎遇到原川军29军副军长、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孙震。孙震告诉杨根奎,不用去重庆了,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的。杨根奎想,抗战都结束了,还是回家吧。他给家里写了封信,寄了张照片。当初一同逃出战俘营的另三人则留在孙震处效力。胡宗南得知杨根奎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便亲自给他签发差假证,还发了路费5万元。杨根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了。

7噩梦般的日子

杨根奎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的家里,不久就订婚了。昔日的打铁营生已经难以度日,他到了成都,被录取入成都军官大队24中队。之后,又在奉节遇到了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被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后又任命他为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赴四川新繁上任。此时已是1949年12月。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无奈之下,杨根奎又回到了白果场的家里,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家乡金堂县白果场,杨根奎用旧名字“杨耀辉”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无人知晓他的军官身份、“八百壮士”的身份。尽管如此,在“四清运动”中,他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欲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军人,从未打过内战。但此举却给他招来更大的祸患,纪念章被当场没收,人被当即关押,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的大儿子也被拒之门外。

“文革”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文革”那段和裕溪口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8“一无所有”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位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

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他只在当地使用的名字“杨耀辉”,在国军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过早地苍老,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曾经成为这位“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这让人想起南京日本投降仪式上曾担任警卫营长的赵振英,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自己也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提及、羞于提及。

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杨根奎如今不必再隐姓埋名,可以自豪地讲述他的抗战故事了。但当被问及这些年来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时,回答竟是“一无所有”。

9“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九十高龄的杨根奎,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老人有8个子女,目前和小儿子一起居住。全家有六七亩地,以种地和外出打工为生。2005年,杨根奎看到杨养正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道。杨养正获得的认同,让杨根奎欣慰。他尝试着找到金堂县相关部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讲到这些,老人颤抖的声音中,有一丝无奈、一丝酸楚:“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在讲述他的经历的时候,老人的假牙不时松落,他边扶正边满怀歉意地告诉我们:“这个假牙是六七年前在成都配的,不好用了,舍不得配,一直没买新的。”“还有我这眼睛,右眼已经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这是守四行仓库时被日军使用的催泪弹熏的,老了又有白内障。”如今,杨根奎最大的心愿,是能找回当年被没收的那枚“谢晋元纪念章”。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引用父亲当年形容二战老兵们心境的话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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