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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潜伏天津:那些不为人熟悉的“余则成”们

热度47票  浏览38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03日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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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在纪念天津解放10周年时,曾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在《人民日报》撰文道:“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大的。”

天津战役是平津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役,它是在我军歼灭了傅作义嫡系三军(35军、104军、105军),与傅方代表举行了两次和谈之后进行的。我党我军为了尽快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于1949年1月对坚固设防的天津守敌实施了攻击。战役于1月14日10时发起总攻,到15日15时顺利结束,用了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共俘敌将级军官26名,其中包括: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天津城防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秋宗鼎、第86军中将军长刘云瀚等。

天津战役被毛泽东命名为“天津方式”。

至此,天津--这座北方重要工商业城市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天津战役打得如此干净利落,其速度之快,用时之少,对城市破坏较小,在中外城市攻坚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我军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战争奇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天津地下党的介入和配合。正如时任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刘亚楼说:“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建立交通站 接送“高级客人”

1924年,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天津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其领导机构分别设于毗邻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党员也大都是各根据地分别在天津市内发展或派遣来的。

1948年11月,为配合天津解放,根据华北局城工部刘仁同志(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指示,决定把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原来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组织(简称“北系”)与南方局学委系统领导的天津地下党(简称“南系”)合并,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简称“天津工委”),由五人组成,书记为黎智,委员有李之楠、魏克、沈尔琳、王文化,统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夺取北平和天津。

由于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已经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地下斗争处于非常有利的形势,工作得到迅速开展。

1948年8月,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天津地下党交通站,接送香港、上海等地到根据地去的民主人士。

从当年9月开始,到天津解放,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天津地下党护送的著名人士比较集中的有三批,每批十多人。其中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海内外知名人士,以及国民党起义将领等。这些人多数是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一带,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如,周建人、楚图南等。他们经天津到沧县的华北局城工部(对外称建设公司),再由城工部转送。第一批十多人乘船到天津后,先安排到较好条件的旅馆里,然后再转到地下党可靠的关系人家里化装,再由交通员们分批护送。第二批到天津时,形势已经很紧张,就不敢再去住旅馆,直接分散住到地下党员家或可靠的社会关系人士家,再很快被护送出去。第三批客人,从香港乘船到达天津后,解放军已围城,地下党把客人安置在可靠的人士家里住下,天津解放后,被安全送走。

护厂护校 反对南迁

1948年11月29日,我军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剿总”电令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加强防守。

1948年1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密令天津当局,把重要工厂、学校的设备,以及高级技术人员、教师南迁。以黎智为首的天津工委与其针锋相对,领导地下党组织和“民青”、“民联”盟员以及进步群众,与国民党反dong派斗智斗勇,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南迁、护厂校的斗争。

面对天津当局咄咄逼人的武力胁迫,天津永利碱厂、久大盐业、启新洋灰、仁立毛呢等企业的民族资本家感到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若从命南迁,企业会伤筋动骨,前途未卜;另一方面,若抗命不迁,又恐解放后共产党会没收企业,鸡飞蛋打。正当他们无法决断之际,黎智和天津工委的同志分别与他们进行接触,宣讲党的城市政策以及工商业政策,动员他们稳定下来,设法保护好工厂,并诚恳地告诫他们:作为华北工业重镇,解放后的天津民族工商业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之后,中共天津工委同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下的工、学、民、统4个系统及其他系统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共同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英勇果敢、气势恢弘的反南迁、护厂校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共天津工委在黎智的领导下,利用原南、北系地下党所形成的工作渠道,将统战工作的触角深入到工商界、文教界和军政界的上层。在工商界,有华北地区民族工业代表人物李烛尘、周叔等人组成的“三五俱乐部”(以周三、周五定期聚餐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其成员在天津解放后大都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有影响力的会员);在社会上,有各界名流组织的“职青社”、“扶轮社”等,用座谈演讲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王光英也是其中的成员;此外还在金融、文化、教育、新闻、医药界等行业团体,开展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工商界上层人士和企业家纷纷表示不南迁,保护好工厂。

国民党教育部也密电北洋大学南迁福建厦门(或江西萍乡),并拨来巨额经费敦促尽快行动。黎智指示学委负责同志立即与该校内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发动党员和“民青”、“民联”盟员及进步群众,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特别是以东北学生入关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受尽流亡之苦为例,说明决不能南迁的理由。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北洋大学终于在12月5日的全校师生会议上通过了不南迁的决议。

在下令北洋大学南迁的同时,教育部还电令南开大学部分教授“离津南飞”,并送来免费飞机票。黎智亲自以天津地下党负责人的身份在南开大学分别向肖采瑜(校教授会主席)、吴大任(校教务长)、黄子坚(校秘书长)等做工作,并和著名教授綦秀惠、滕维藻、辛毓庄等分别谈话,希望他们帮助党做工作。肖采瑜明确表示:“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12月15日,天津各大学学生和教授拒绝国民党政府的南迁命令,随后,南开大学、河北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以及私立津沽大学等大学相继作出不南迁的决议。

护厂护校斗争的意义是深远的。1949年1月15日下午,天津解放的当天,发电厂就开始供电,为保证全市供水、恢复通讯、恢复工业生产作出了贡献;原天津国民党市党部机关报《民国日报》被解放军顺利接管,出了大字套红的号外,17日,《天津日报》正式出版,所用纸张、油墨、印刷机等,全是工人们事先准备好的。

大量情报让解放军炮火准确无误

对于炮兵来说,有一张敌人防御工事图,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给炮火安上了眼睛。

刘亚楼回忆道:“华北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天津地下党的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的交待。这就使我军掌握了情况,因而下决心,制订作战计划,部署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利用天津河道众多的地理特点,花巨资在市郊修筑了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又在城西和西北构筑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群。还环绕天津挖了一道宽10米、深5米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河水,在河的内侧筑一道土墙,装上电网,每隔三四十米修筑一座碉堡……陈长捷自诩防御工事“给天津穿上盔甲”,固若金汤。

参与获取《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的同志有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王文源和麦璇琨、张克诚等。

1947年3月下旬的一天,天津市伪工务局第一区工程处的主任欧阳推,让麦璇琨陪他一起去湾兜至八里台一带勘察即将动工的城防工事现场,并让麦璇琨当这段工程(第八段)的工程员(现场总监工)。

麦璇琨利用工程处主任的信任,经常借机到其它工段去查看,收集各段图纸。拿到各段图纸后,麦璇琨选用一张比例适当的天津市区街道图作“基本图”,然后将主要街道以及铁路、河流、桥梁等描在一张透明的纸上,将城防线的位置按比例套在已描好的图纸上,再把碉堡标上。碉堡的横截面、枪眼、壕沟等内容都详细地标在了图纸上……

有一天,麦璇琨趁大家睡午觉时正在画图。一位监工员突然推门而进,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没有绘完的工事图问:“你是不是在学张松献地图?”当时把他吓了一跳,但麦璇琨仍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别开玩笑了,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这样就巧妙地应付过去了。整个城防工程图绘好后,于1947年9月交给了地下党负责人王文源,这张图就是《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

王文源拿到城防图后,立即让地下党员刘铁淳、康俊山连夜操作,将图拍成照片,并经过化学处理隐去图像,然后将一张同样大小的老人照片裱在原照片上,再由赵岩送到了解放区。

张克诚时任天津市工务局建筑科公务员,负责验收城防公路。一天,坐在他对面的工程师因事外出,城防图随手放在了书架上。张克诚将图偷回了家,用了两个晚上把图描了下来,然后缝在棉裤里,让他妹妹(中央医院医生)送给黎智,然后转交给了围城的解放军。

1949年1月初,为了对付解放军的攻势,陈长捷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刘仁急电黎智,要求尽快弄清此次守军兵力换防的详情。《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李光诒,利用在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第十二兵站少校秘书李贻亮的亲戚关系,在发军饷时弄到了有部队番号、驻地、人员和枪支的花名册。这些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前线指挥部。刘亚楼综合各方面的情报,作出了“避实就虚、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然后分别向南北推进,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策略,保证了天津战役的顺利进行。

由于天津工委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军的攻击炮火准确无误。天津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陈长捷也不得不承认:“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秘莫测的地步。”

天津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苏进同志,手持地下党特殊的城防图,乘车沿城防公路转了一圈,对照了实地的城防工事,他的结论是“基本准确”,尔后,他感慨地说:“有了这样的地下党,还有什么城市攻不下来?”

做好统战工作

为配合我军解放天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地下党特别注重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一方面,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宣传我党城市政策,动员他们保护工厂和商店,安定民心,并通过他们做国民党当局的工作,尽可能地减少战争对天津的破坏。另一方面,做好文化、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团结更多的人民群众。

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天津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李烛尘、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等实业界和政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7年8月,完成学业的李定,经党组织安排,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有了一个公开活动的身份。而他隐蔽的职务是:中共天津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大公报》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又在“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中负责职业青年工作。党组织先让他负责联系学校的工作,后来又让他从事社会方面的工作---通过与一些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接触,及时获取有关国民党的情报,做策反工作和开展对敌斗争。李定后来任天津市统战部部长、“文革”后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自然分不开的。

当时,李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工商界,并选定地位最高、名望与影响最大的李烛尘为统战对象,再通过李烛尘去影响工商界。李烛尘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是同乡也是同学;他同时也是董必武等人的好友。李定经常去专访李烛尘,报道他的“只有和平才可以发展工业”、“只有停止内战才可办好工业”等观点,也让李烛尘谈对时政的看法。他报道过李烛尘对国民党的看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实际上是“劫收”;他也报道过李对“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揭露与谴责。

当时,李烛尘在天津组织了“工业协会”以团结工商界人士的“三五俱乐部”。李定是这家俱乐部的常客,他主动到“三五俱乐部”去演讲,介绍国内外形势,赢得了工商业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

李烛尘等人的工厂都被国民党列入了南迁计划,就在他们陷入两难之中,天津地下党及时找到他们,为他们讲解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特别强调我党对民族工商业不但要保护,还要帮助其发展。同时,希望他们出面在工商界做工作。李烛尘多次在“三五俱乐部”和其它一些场合宣传我党政策,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企业南迁的种种实际困难,使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南迁工厂计划。

1949年1月13日,就在我军发起总攻的前一天,李烛尘还亲自找到陈长捷,劝其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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