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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诸葛亮集》二三考

热度197票  浏览1122次 【共0条评论】【我要评论 时间:2010年1月26日 04:22

  最早行世的诸葛亮著作本子,是《三国志》作者西晋陈寿所编《诸葛氏集》24篇,但约在南宋初,这个本子就已残缺不全,再后竞至散佚。今天我们看到的诸葛亮著作的本子,则是明清两代学者辑佚重编的,从它们中已看不出陈氏《亮集》的面貌了。于是,人们对它的成书、体例、收文等情况或存有异议,或不甚明了。鉴此,笔者在近年撰《诸葛亮集笺论》时,对陈寿编《诸葛亮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考析勘辨,以解除编撰中的疑问并为之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今将其收获公之于众,并附带谈谈自己整理诸葛亮著作的一些做法,以期专家学者指正,不致谬误。

  1.陈寿编《诸葛亮集》是奉命“定诸葛亮故事”

  陈寿于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在平阳候相任上时,编成《诸葛集》24篇,是年2月1日上表奏于朝廷(史称《进(诸葛亮集)表》),表中说:

  “臣寿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勖、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辄删除复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此右列“诸葛氏集目录”)

  读罢这段文字,人们不禁疑问:敕命“使臣(寿)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但陈寿却“为(整理编定)二十四篇”《诸葛氏集》,二者是否为一回事?

  对于这个问题否定者有之。著名学者缨钺先生在其主编的《三国志选注前言》中明言:陈寿“在撰《三国志》之前,曾奉命定《诸葛亮故事》,后来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这就是说陈寿奉命先编定了《诸葛亮故事》,而上表奏于朝廷的是后来编成的《诸葛亮集》,东寿先后编定了《故事》与《集》两部书。陈寿明言《进〈诸葛亮集〉表》是《亮集》编成后“谨录写上诣著作”时向晋武帝的奏表,他一开头便谈了编《亮集》的缘起,即因他人之荐,敕命“使定诸葛亮的故事”,现在完成了任务,将成果《亮集》及有关情况表奏报上。如桌说陈寿奉命先编撰了《诸葛亮故事》,后又编次了《诸葛亮集》,那么就与表文自叙之辞的因果关系不符;如果说敕命所定与陈寿最终所为为两回事,这也不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陈寿决不敢违敕命而另作它书;况著录隋以前书目较为完备可信的《隋书经籍志》只录《诸葛亮集》,并不见有《诸葛亮故事》一书。所以《三国志选注》作者以陈寿曾先后编了《故事》和《集》两部书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

  又有人以为陈寿所编的《诸葛亮故事集》。未标点本《华阳国志陈寿传》曰:“(张)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今人多标点为“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集》为二十四篇。”“故事集”一体目,《汉书艺文志》及曹魏秘书省所为书部无;《隋志》及以下史志均不见著录;以《隋志》分部,“故事”属史部,“集”属集部。陈寿治史编书,基本遵循汉魏规例,当不会另立一不伦不类的“故事集”部。因此,所谓《诸葛亮故事集》乃纯系今人误作标点而附会的书名。正确标点应是,“(张)华又表令次定诸葛亮故事,(寿)集为二十四篇。”――此与上述陈寿自叙之辞基本一致,只不过常璩将荀勖、和峤误作张华罢了。

  由上述初步分析可知,陈寿编《亮集》与奉命“定诸葛亮故事”应该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还可从“故事”体的内容与《亮集目录》的比较中得到进一步证明。

  何为“故事”?

  《隋志》载:“晋初,甲令以下,至九百余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要,增律十篇。其余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又载:“汉初,萧何定律九章……晋初,贾充,杜预删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时又取故事之宜于时者为梁科。”所谓“品式章程者”,即标准和条例规走,可见“故事”会有法律科条的内容,而法律科条中又包含有表奏文字,如《隋志》史部刑法篇就录有汉魏间《奏事》多种(表奏应属议论散文)。

  又《旧唐书,经籍志》载:“六日旧事,以纪朝廷政令。”而所谓“朝廷政令”,内容多样,由裴注引《魏武故事》(约作于魏晋间)所载六条曹公令看,有封辟表扬文书(如《辟王必为领长史令》),有告诸侯椽属书教(如《下诸候长史令》),迹有议论散文(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等。

  要之,据上述史载看,魏晋时书部之“故事”,内容比较广泛,今归纳之,大体有以下三种文字:法律、政令、议论散文。今按陈寿所编“诸葛氏集目录”24篇与“故事”体内容范围基本相合,兹将二者对应关系列次如下:

  ①法律类(标准和条例规定):

  权制第二;综??上第七;综??下第八;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三;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

  ②政令(辟免文书,行政策令):

  开府作牧第一;计算第五;训厉第六;传运第十三;废李平第十本。

  ③议论散文(表奏、书、教、论等):

  南征第三;北出第四;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瑾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

  上述比较说明,陈寿编《亮集》就是奉命“定诸葛亮故事”。既然如此,为什么题名为《集》而不为《故事》?

  魏氏代汉,秘书监荀勖著《新薄》,将书分为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日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即故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其诸部所列小类,指各自收录范围或体裁,并非确定的书名,荀勖人晋,荐陈寿“定诸葛亮故事”,就是依自己所为四部言之,显然是把陈寿将撰之书归人丙部(它部亦无其位置),至于定书名为《故事》还是《集》,则由作者自便了。后来《隋志》将《诸葛亮集》著录于“集部”而不入史部“故事”类,那是图书分类法几经变化后的结果,与魏晋间书部著录不同。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就是《艺文类聚》军器部所引《诸葛亮故事》。《类聚》引之,说明唐初确有此书,但它先不见裴注所引,后又不见与《类聚》作于同时的《隋志》,也不见唐以后诸史志的事实,便很令人怀疑,假设陈寿作有《诸葛亮故事》,应是一部重要著作,即使裴氏未见不引,那么《隋志》当不会忽略,今《隋志》不录,说明它非陈寿为之,乃后人之作,不足观也。

  综上所述,结论是,陈寿奉命只编了《诸葛亮集》,并未作所谓《诸葛亮故事》,《亮集》为“故事”之体。这是我们今天整理研究诸葛亮著作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2.陈寿所编《诸葛亮集》的体例形式

  陈编《亮集》为故事之体,是就内容体裁言之,其编辑体例形式如何,则是需要弄清的第二个问题。

  (1)关于收录范围

  裴注《国志》,去亮不远,所引陈编《亮集》,应该说保持了原书的面貌,今考其内容,最能见其体例。

  《诸葛亮传》裴注:“《亮集》曰:是岁,魏司徒华散,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漳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遂不报书,作《正议》曰……”这是录文而记其事,如此者裴注所引还有6条。

  《廖立传》裴注:“《亮集》有亮表曰:……。”

  这是单纯录文,裴注明言引《亮集》书、教、法者还有三条。

  另外,当初陈寿明言《诸葛亮集》还收录其言,“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他所列“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杂言上第九”、“杂言下第十”。

  上述裴注引《亮集》的资料说明,陈编《亮集》“非独衷其文,并其言与事而亦载之”,后代辑本,如较优者清张澍《诸葛武侯集》就收录了集主多篇谈话、言论。

  鉴于此种认识,笔者在编撰《诸葛亮集笺论》时;于张澍本基础上,追示陈编《亮集》之体,又搜考补收了诸葛亮谈话、言论20篇。尽管或为片言只语,但它也表现了集主的某种看法或思想感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集主,并为今日诸葛亮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资料。

  (2)关于编次方法

  陈寿编次《亮集》的方法,在其《进诸葛亮氏集表》中已作说明,即“删除复重,随类相从”,故张澍曰:“知二十四篇乃是总目,其诏、表、疏、议、书、教、戒、令、论、记、碑、笺,各以事类相附,不以文体次比也。”文集的编次方法,主要有编年、分类二种,而分类又分类事类和文体类。当初陈寿以故事体编《亮集》,故按事类相从,分为二十四篇次之;同时,又部分地吸取了编年法的长处,各篇大体上以时间先后次序。这种编次方法,从“诸葛氏集目录”中看得很明白。

  陈寿的编次方法,便于读者分别从行政、用人、吏治、法制、外交、治军等诸多方面去了解诸葛亮的全貌,确有优长,但它毕竟不是纯编年体,所以流传下来的许多篇章系年不明,这样便影响了今人的阅读和研究。比较之下,张澍以“文体相从”法编辑《亮集》就显得不尽合理,因为这是编文人集子的惯例,对于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来说,则不大适宜,因为它不利于读者由文及事和披文见人而显得杂乱。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在编撰《诸葛亮集笺论》时取长补短,采取了以编年为主,以分类为辅的体例。

  3.陈寿所编《亮集》非诸葛亮全集

  当初陈寿所编《亮集》收录有阙,并不完备,这从以下材料中可以看出:

  (1)陈寿明言自己的编辑原则是“删除复重,随类相从”,那么先此就有一个粗编的诸葛亮著作的文献本(或资料),这个文献本的一些篇章大概因“过于丁宁周至”,“言教碎”而文意相似,陈寿以之“复重”删之而未人《亮集》。

  (2)据《华阳国志》载,与陈寿同时的蜀汉旧臣寿良也编有一本《诸葛亮集》。寿良所集,与陈寿同时或稍前,但“故颇不同”,盖主要收文出入较大。想寿良少“治《春秋》三传,贯通五经,澡身贞素,(曾任蜀汉)州从事,散骑、黄门侍郎”为蜀汉后期文士才俊之一,他对诸葛亮著作和事迹应该比较熟悉,当不会荒妄而多作虚录。现在既然两人所集“颇不同”,大概是陈寿收录者,寿良未录,寿良收录者,陈寿未录者所致。确如是,陈寿所编《亮集》盖因所见资料有限而不够完备。至于寿良所集早佚,大概主要以私家编纂或体例不当故耳。

  (3)裴注《国志》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诸葛亮集》载或“书在《亮集》”;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出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这两篇为《蜀书李严传》注引,此传亦注引《亮集》文,可见其不为《亮集》所录明甚。至于《汉晋春秋》所载之《后出师表》,习氏当时就说:“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既然如前所述,刘宋裴松之所见到的《亮集》,保持了陈寿本的面貌,那么他所注引的诸葛亮言教书奏,未言出自《亮集》者,当提陈寿编《亮集》未录。

  (4)《诸葛亮传》明载: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亮言教书奏多可观,别为一集。”陈寿在这里将《八阵图》与“别为一集”(即所编《亮集》)的“言教书奏”并列而分言之,说明诸葛亮所“推演(之)兵法”(包括《八阵图》)未人《亮集》,今从“诸葛氏集目录”中也看不出《八阵图》等兵法所属篇目。

  兵法与“言教书奏”之(故事体)别集内容有别,所以汉魏晋南北朝间图书分类,均将其分著;于不同部类。历来编书收文之取舍受图书分类原则的指导,史家陈寿即循此通则,在编《亮集》时不录兵法。后来《隋志》一仍其旧,将《亮集》收入集部别集类,另于子部兵书类中录用“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此首次披露的五卷《诸葛亮兵法》显然是未入24卷《亮集》的别行文本。

  既然当初陈寿所编《亮集》收录不全,并舍去了兵法,那么它就不是诸葛亮全集。虽然如此,,仍尚有“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后之辑本较此,虽然增加了一些兵法篇什,但相当一部分仍在疑似之间,有些文字显为误收,甚或伪作窜人,又有一些谈话、言论未予录入,即使较优者如张澍本、中华书局本也不免此。鉴此,笔者撰《诸葛亮集笺论》时,本着“言与文并收”的原则,补录了谈话、言论20篇。并尽力勘辨真伪,余以之真,而他人疑伪之篇章,余皆在其笺注或考论中予似辨析说明;余断定伪作或误收者,集中编在附录“辨伪篇”中,共12篇;对存有争议,各有所据,目下尚无可靠材料断定其真伪且影响较大的作品如《新书》(即《将苑》)、《便宜十六策》等,余偏向暂录于诸葛亮名下待考的观点。古人在志书或有关书目中著录的作品,总有一定的根据,今人在无可靠有力证据否定的情况下,一般不宜轻易删除,否则,将闹出许多错误。对于真伪莫决的作品,只要我们在阅读时考虑到这种情况,从慎引用,就不会有害。

  (陕西宝鸡教育学院副教授 李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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